如何看待中国能源转型？

2017年，北京优良天数共计226天，约占全年62%，比2016年增多28天。京津冀地区冬季晴空万里，一度“霸屏”朋友圈。

政府正极力扭转“听天由命”的境遇。据统计，北京近五年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农村散煤治理、老旧机动车废转出等方面的完成总量约是过去十年的总和。国务院2013年启动的《大气十条》让相关部门“压力山大”，大气污染防治的力度正逐年加码。可以看到，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政府目前切实推进的重要工作。

以北京为例，“2016年四环内‘无煤化’改造时，海淀区花了大概3个亿才改完一个‘城中村’，而散煤治理花费远不止此”，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这样的村庄更多，至少在朝阳区就有4个”。除此之外，中央财政近五年间累计安排人工影响天气补助资金高达11.66亿元。

当蓝天不再是百姓心中的奢侈品，这份“蓝天大考成绩单”能否持续下去，成为民众心中的“企盼”——未来几十年间，煤炭仍将在中国能源消费中占很大比重，面对愈渐回暖的煤炭行情，电力工业部门煤耗量陡增的焦灼趋势，北方的湛蓝天空还将留存几时？

在第四届“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与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上，国际环保机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牵头发起的中国煤控课题组对症下药，为国家能源转型方案精准“诊脉”。

“散煤”进行时：3年减少2亿吨

2017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首次设定了与煤炭消费总量有关的约束性指标，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煤炭消费比重将降低到58%以下，煤电机组供电煤耗达到310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

同时，2017年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收官考核年。经过五年努力，2017年全国365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44.1微克/立方米，相较2016年的46.2微克/立方米下降4.5%；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64.6微克/立方米，44.7微克/立方米，34.8微克/立方米，相较2013年分别下降39.2%，33.3%，26.0%，超额完成“大气十条”规定的具体指标。

2018年1月3日，北京市环保局通报，北京市以58微克/立方米的PM2.5年均浓度值，圆满完成了“大气十条”的任务目标，这无疑体现出国家对于把控环境质量的决心。“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是‘十三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

中国煤控课题组发挥首创精神，将生态红线约束条件应用到了能源系统情景分析中。课题组通过研究分析空气、水、土壤以及碳排放的约束值，采用耦合系统模型，得出相应的煤炭消费数据，进而倒逼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煤炭消费量在2014年首次下降2.9%后，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降了3.7%和4.7%。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也体现在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脱钩关系中。2013至2016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而据中国能源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同期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

“散煤治理”始终是煤炭综合治理的首要难题。”在源头端，散煤硫分、灰分较高，煤质较差；在使用端，燃烧效率较低，使用设备单体体量小且分散使用；在排放端，往往是直燃直排，属于低矮面源，没有或缺少环保处理设备，使得污染排放强度比较高，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同时严重危害着公众的身体健康”，《2017年中国散煤综合治理调研报告》对散煤定义进行了定性表述。

民用炉具燃煤和中、小锅炉等年散烧煤用量，以及公共机构、工业小窑炉以及其他尚未统计或尚未识别的散烧煤数量尤为庞杂，难以精准统计。

随着“2+26城市散煤治理工作”的进行，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各界，对散煤治理投入的力量都比较大。中国煤控项目提出散煤2020控制目标，即力争减少2亿吨，在2017年力争达到减少7000万吨的目标。

气代煤、电代煤、可再生能源替代以及洁净型煤和适配炉具是民用散煤治理过程中的主要方式。管网的覆盖程度决定着替代燃烧散煤的方式选择：“煤改电”适用于管网无法覆盖的分散居住的地区；而“煤改气”比较适合管网可覆盖、集中居住的城镇；分散的农村则适合宜管则管、宜罐则罐的原则。

“因地制宜，多能互补”是利用可再生能源时的重点考量因素。“到2020年，建成若干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用实施县，实施区域内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有效替代农村散煤”，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和能源局在2018年1月联合公布的《关于开展秸秆气化清洁能源利用工作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

由于民用散煤治理存在显著的时空分布差异，替代能源的供需也存在季节性矛盾，未来天然气调峰压力会逐步加大，洁净型煤供应也会存在产能产量无法均匀释放的问题。这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依赖补贴，经济性已经成为替代的主要瓶颈。

中国“清零散煤”的决心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2017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布已批准一笔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北京建设覆盖大约510个村庄、连接大约21.675万户家庭的天然气输送管网等工程。

“中国承诺削减煤炭依赖，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环境质量。亚投行坚定地致力于帮助成员国达成其环境和发展目标，特别是在巴黎协议的承诺下，首次参与在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帮助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

工业控煤朝何处“使劲”？

实体经济体系供给质量仍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攻方向，“继续坚持‘三去一降一补’这五个重点任务，在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这几方面，很多都发生在高耗能领域”，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限制高耗能部门产能产量过快增长，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经济替代，对出口结构进行优化，成为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核心任务。

在过去几年中，部门煤控的硕果显著，主要的耗煤行业产量已经普达到峰值，有些行业甚至已进入下降阶段。钢铁、煤炭行业都超额完成了去产能目标，火电、水泥一些行业的能效水平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17年煤炭行业去产能1.5亿吨年度目标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两年间共同退出煤炭产能累计超过4亿吨。钢铁行业数据显示，近两年我国已压减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2017年全年钢铁去产能6500万吨的任务也已超额完成。

此外，电力方面的节约能效更为突出。在“十三五”期间的后三年，大部分行业的预计用电需求呈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态势，期间通过需求侧管理可节约900亿千瓦时。

整体煤控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着眼于主要矛盾，故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晋鲁豫）的煤控工作不容小觑。

地方试点根据2017年煤耗占比59%的目标，制定各省市的相应煤耗占比目标以及落实措施。作为中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京津冀区域PM2.5浓度比全国年均水平高出40%以上。煤控课题组由此选择了山西、河南两省强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煤控工作的示范，特别是加强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的2+26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污染减排。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省的煤炭消费占比高出国家水平的20%，但其在煤炭减量化领域成为当之无愧的“模范兵”。电力行业和焦化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占山西耗煤比重的60%以上，与居民生活用煤占比不足5%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为应对此境，山西省从源头把控煤炭质量：由生产端入手，提高煤炭的入洗率，为全社会提供高品质煤。在流通环节中，政府强化对劣质煤的管控，包括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在消费端主要针对用煤大户，火电行业进行超低排放改造。

据课题组调研，目前山西30万千瓦及以上的电厂基本上已完成改造。在清洁利用的基础上，山西尤为关注的是煤炭减量化，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2017年上半年，山西的GDP增速为6.9%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1到10月份是7.7%，旅游行业是26.9%，山西特色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展露出良好态势。

农业大省、人口大省、新兴经济大省和工业大省均被视为河南省的传统特色。2015年河南省煤炭产能为2.24亿吨，煤炭消费总量23719.93万吨，其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电力、供热，以及焦化行业，占比高达60%以上。在“生态红线”的约束原则前，河南省控煤基于空气环境质量改善、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约束等诸多约束条件，采用“短板效应”确定河南省的煤控目标为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比2015年下降15.7%，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2亿吨。

河南省煤控项目课题组全程跟进全省“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制定，课题组研讨形成的煤控目标、任务分解、政策措施等相关成果均成为全省“十三五”煤量控方案制定的重要依据。

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原则同意并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轴心城市，也在控煤工作中表现不俗。城市煤炭消费总量数据显示，2011-2016年间，武汉市煤炭消费总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基本趋势；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由2012年的4.29%逐渐减小到-2.61%。

另一方面，武汉市大气污染物浓度也呈整体下降趋势，其中PM10和PM2.5从2013年以来分别累计下降25.80%和39.6%。空气质量、碳排放达峰生态红线作为武汉市约束条件，最终确定以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2061万吨标准煤作为武汉市煤控目标。

中国成为“绿色金融”领导者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重中之重。中国政府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并行，积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打造出一条自己的能源绿色发展之路。

在未来，我们将如何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一个全方位的变革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做好准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经济学家刘世锦认为。政府首先要转变经济发展理念，把“绿色”作为重要内容指标，并在政府的发展目标、业绩考核、政绩评估过程中充分体现。

其次，政府需要变革价格激励体系，纠正过去单纯的价格、财税等政策措施。最后，我们需处理好生态资本核算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可核算、可评估、可交易、可货币化、可市场化的问题，才能使绿色发展形成一种经济效益，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刘世锦特别强调，绿色发展不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奢侈品，应当惠及全体人民，使得全球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与包容性。

“中国在绿色金融的发展上起了引领作用，中国绿色债券从2015年底开始发行，现在中国发行出来的绿色债券余额，2016年发行了200多亿人民币绿色债券，占到全球绿色债券40%，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大绿色债券市场”，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认为。

能源转型是绿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而绿色发展也对中国的能源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十三五期间是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落实能源转型过程中要努力克服三个难点”，国际环保机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杨富强指出。杨富强进一步阐释了难点所在，

“第一，政府要继续转变思路，出台新的政策扶持能源转型；

第二，能源领域要放弃陈旧的思路，要认识到中国煤炭消费的下降，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的基本趋势，要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要做好保护环境以及保护公众健康的工作，扎实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关系到人民福祉和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据2018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信息，我国非化石能源发展已经领跑全球，新增装机规模占全球增量40%左右，是历史上增速最快的黄金期。长远来看，中国能源转型务必摆脱对煤炭消费的依赖、跨越石油时代，实现真正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拥抱新能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