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峰：光伏发电对能源转型意义重大

随着一系列数据出炉，光伏发电在2017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成绩单。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5306万千瓦，居可再生能源之首。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3亿千瓦。与此同时，弃光现象明显改善，弃光率下降3．8个百分点。

如何看待光伏发电超预期的规模增长？如何看待光伏行业实现的进步？2018年又将提供哪些动力，推动光伏产业的健康、稳定、规模化发展？带着这些焦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中国能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俊峰。

光伏产业已开始为我国能源转型作贡献

记者：2017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达到5306万千瓦，实现了超预期发展。您如何看待这一成就？

李俊峰：2017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达到了5306万千瓦，的确令人振奋，可喜可贺。整体来说，光伏产业通过十几年的发展，在规模上、技术上、成本上、民生意义上均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已经开始为我国能源转型作出贡献。

首先，产业实现了规模化发展。回想2012年，受国外反倾销挤压，国内光伏行业哀鸿遍野，一批企业破产。为了扶持、挽救光伏产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决策，适时开启了国内光伏市场，并出台了光伏发电的固定上网电价制度。多方努力下，光伏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十五”期间国家制定的光伏发电发展的目标是2020年装机容量达到200万千瓦，“十三五”把这一目标提高到1.1亿千瓦。从目前来看，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光伏发电已然交出了可喜的答卷，2016年新增发电装机突破了3000万千瓦，2017年新增发电装机突破了5000万千瓦，成为新增发电装机最多的发电电源，提前三年实现了“十三五”的规划目标。

其次是，光伏发电的显现度有了明显提高，2017年底光伏发电量突破了1100亿千瓦时，占当年全社会发电量的1.7%，新增发电量超过了600亿千瓦时，占当年新增发电量的15%，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增电源。曾几何时，我国的光伏产品“两头在外”，主要依靠国外市场。而现在，超过50%的市场在国内，光伏开始为自己国家的能源转型作出贡献。

第三，技术不断进步，成本大幅度下降。2012年，光伏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平均为14%~15%，到2017年已经接近19%~20%，平均每年几乎提高1个百分点，这种进步在光伏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2012年，光伏发电度电成本最高可达到1元/千瓦时，到2017年变成0.6元/千瓦时，平均每年下降0.08元/千瓦时。不仅如此，通过实施光伏领跑者计划，光伏发电的成本进一步下降，目前最新招标的项目最低可以降到0.4元/千瓦时。技术快速进步，为光伏发电下一步的成本下降奠定了基础。现在业界期待，到2020年，能够实现在用户侧平价上网。到2023年，最迟2025年，可以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这意味着，再用3~5年时间，光伏发电发展就可以不再依靠补贴。

第四，民生意义显著。通过发展光伏发电，成功促进了东西部地区融合发展。目前，甘肃、新疆、内蒙古等西部地区的光伏产能占全国产能的一半以上。一批优秀的光伏企业在西部崛起，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光伏产业规模壮大，扩大了社会就业。2012年，光伏就业人口不足50万人，现在已经扩大到200万人，提高了3倍多。通过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已为150万农户提供精准扶贫服务，每年为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相当于每年提供了45亿元的扶贫资金，成为各地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五，从政治意义上讲，光伏已成为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的一张亮丽名片，不仅服务于国内能源转型，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也作出了贡献。

记者：2017年光伏发电实现了超预期发展，我们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光伏发电太快了，应该控制一下节奏，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李俊峰：回答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多与少、快与慢的问题，不能局限于光伏发电数字本身，还要从能源转型的大局来看。仅仅从光伏发电装机的增量上看，光伏发电装机一年新增5306万千瓦，与往年比，确实增长了很多。但从总量上看，光伏发电自2000年至今，已发展了17年。17年间，光伏累计仅仅实现了年发电量1100亿千瓦时，而2017年我国全口径发电量为64179亿千瓦时，光伏发电量的占比仅为1.7%，比重仍较小。

另外，从能源转型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已确定了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分别达到15％和20％的发展目标，国家2030年能源消费和生产革命的目标是，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达到50%以上，2050年要达到75%，乃至80%以上，而现在光伏发电装机只有1.3亿千瓦，无论是其清洁能源占比，还是光伏装机规模，离规划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那么，如何扩大清洁能源的比例？有两个途径：一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扩大天然气供应。两者相较，扩大天然气供应容易受资源限制、技术制约和成本不确定制约。而光伏的优势是资源不受限制，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也在不断下降。因此，从长远看，光伏发电是很值得期待的清洁能源，应进一步加快发展速度。

记者：您提到，光伏是很值得期待的能源。那么，光伏行业这17年的发展能否支撑这份期待？

李俊峰：光伏发电这些年来的发展的确出现了好的势头，特别是近两三年的发展，布局更加合理，发展更具理性。

首先，光伏发电开始了实质意义的分布式为主，2017年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1944万千瓦，同比增长3.7倍。

其次，发展中心向东部亟需能源转型的地区转移，山东、江苏、浙江、河北等以煤为主的省份，已经成为光伏发电新增装机主战场，在东部地区出现了一些1000万千瓦的光伏发电大省。

三是出现了光伏发电与其他行业互补的发展新形势，譬如，“光伏+农业”“光伏+农户”“光伏+商场”“光伏+园区”“光伏+渔光”等“光伏+”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发展转型的措施之一。

四是光伏发电资源无处不在，成本不断地下降，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也就是在今后的3~5年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能源种类之一。

开源节流并重解决补贴缺口

记者：随着光伏装机规模的不断增长，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不断扩大。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达到1000亿元。您对此如何看待？

李俊峰：首先需要厘清一个逻辑，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变大，并非由光伏装机规模增长造成。截至2017年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3亿千瓦，但目前拿到补贴的企业，其实是2013年以前完成的装机，容量约在2000万千瓦。这也就意味着，2013年以后新增的1亿千瓦装机还没有拿到补贴。因此，不能将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的帽子扣在光伏发电头上。

在我看来，补贴缺口变大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征收不到位，入不敷出，补贴的缺口，逐年积累，不断增大。补贴来源是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每年应该征收1000亿元，但是征收比例约75%，每年欠收200多亿元，长此以往，造成了历史欠账，多年累积成为1000亿元的大缺口。二是征收额度没有随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目前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0.019元/千瓦时是2013年确定的，当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不到1亿千瓦，发电量不到2000亿千瓦时，现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已经超过3亿多千瓦，年发电量也超过8000亿千瓦时，但是可再生能源附加的额度没有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及时调整，补贴出现缺口是必然的。

记者：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李俊峰：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需要开源与节流并重。目前来看，节流已经做得很好，比如，光伏装机规模虽然壮大，但度电补贴呈下降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从2012年的上网电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9元、0.95元和1元三个档次，现在已经下降到每千瓦时0.6元、0.65元和0.75元，每千万时的补贴下降了0.3元/千瓦时。领跑者计划出现了一批0.45~0.55元/千瓦时的项目，每千瓦时的补贴已经控制到0.1~0.2元左右，与风电基本相当。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光伏发电的每千瓦时的补贴，平均每年可以减少0.1元。

但是我们在开源方面做的很不够，开源需要做两点工作：一方面，要足额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把历年应收未收的欠账收上来，仅这一项就可以增加可再生能源补贴近千亿元；另一方面，根据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规模，适当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的额度，譬如，将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额度从目前的每千瓦时0.019元，提高到0.03元，每年即可增收600多亿元，也可以弥补多年的补贴欠账。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际市场上出现了一批低于3美分/千瓦时的光伏项目，且用的是中国的光伏产品和装备，甚至有些还是我国企业投资建设的。为何这在中国实现不了？因为我国的各种交易成本太高，包括：土地费用高，获得使用权的程序过于复杂；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如何降低光伏发电的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越来越成为光伏发电行业成本下降的关键因素。

仍然要高度重视发展光伏的意义

记者：光伏产业如何在补贴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快速发展？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引导？

李俊峰：对此我有四个建议：第一，仍然要高度重视在能源转型期间发展光伏产业的意义，国家要稳定光伏产业发展政策，促进光伏产业的健康、稳定、规模化发展，共同维护光伏发电发展的好势头，不能为其泼冷水，更不能对其发展加以限制。

第二，预计3~5年时间，光伏产业就能够不依靠输血，实现健康发展。在此期间，应该提出明确的补贴退坡机制，制定补贴梯级式下降目标，激励企业加快技术进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真正实现优胜劣汰。

第三，打破省际间壁垒，扩大外送通道；控制燃煤发电量，在减量不减收的原则下，让一部分燃煤机组变为调峰机组，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留出空间，解决好光伏发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消纳问题。

第四，在全国开辟绿色电力通道，鼓励家庭、企业认购绿色电力，提倡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率先购买绿色电力，使消费绿色电力成为全民自觉自愿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