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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在生物能源领域不断“加码”，中国还在“打架”
石元春告诉记者：“就在我国生物能源发展徘徊不前的时候，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研发工作，对生物能源的投入不断加码。”
美国2007年《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规定，到2022年要生产和使用1.08亿吨生物燃料，减少20%的汽油消耗。尽管乙醇行业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美国还是完成了目标，实际生产乙醇3180万吨，比2008年提高了14 .7%。“美国这个法案明确了常规乙醇和先进乙醇的概念，2015年以后玉米乙醇不再增加。先进乙醇主要指使用非粮食、非食物基制成的乙醇。”石元春说。
另据《2010美国能源展望》，到2035年美国可用生物燃料满足液体燃料总体需求量增长，乙醇占石油消费量的17%，使美国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在未来25年内下降至45%。2008年至2035年美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资源将占发电量增长的41%，其中生物发电占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达49.3%。
据了解，2009年美国对先进生物燃料研发投入资金超过20亿美元。今年1月13日，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宣布将再投资8000万美元支持先进生物燃料及加油系统设施改造。
此外，近几年巴西生物能源也发展迅速。2009年度巴西乙醇产量为1980万吨，替代了国内56%的汽油，减排二氧化碳4233万吨，提供169万个工作岗位，已有1000多万辆灵活燃料汽车（FFVs），汽车销售中的90%以上是FFVs。
“在国外加紧生物能源研发的时候，我们还在‘打架’。”石元春忧心忡忡。他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不是技术，而是至今对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生物能源认识不清楚。我们把重要的行政和财政资源投入到了传统石化能源上，这从中国石油企业频繁在海外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可以看得出来。
2007年我国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达到15%。“大水电并不是国际公认的可再生能源，属传统能源 。2005年我国大水电已占7%，到2020年大水电还将新增3%，真正留给可再生能源的只有5%。”石元春说，规划还提出到2010年增加非粮原料燃料乙醇年利用量200万吨，但只完成了20万吨。
石元春表示：“一直以来大家对风能和太阳能报道得很多，而生物能源却没有什么声音，这很不正常。结果去年国庆前夕有关部门就宣布风能、太阳能产能过剩。我觉得，这是政策错误引导的必然结果。”
应尽快明确我国生物能源的战略地位
石元春认为，发展生物能源对增加我国农民收入、破解“ 三农”问题、提高能源自给率及实现减排目标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当前中国能源的第一位是石油和发电供求问题。2009年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未来汽车产业还要消耗大量的运输燃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必须谋划未来如何解决石油替代问题。而‘生物燃料是唯一可大规模获得的替代运输燃料的能源’。”石元春担忧地说。
我国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能源发展战略和方针。当务之急就是要给生物能源一个准确定位，“十二五”第一要做的就是认识到位，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把生物能源放在我国能源发展的恰当位置。“十二五”将是生物能源发展经历困难阶段后的一个复苏和继续发展时期，真正迎来大发展将是“十三五”。
石元春说，在美国风电发展较快，但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能始终排在第一位，预计到2035年也是如此。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条件绝不比美国差，我们有许多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只是现在就要启动起来。
发展中国生物能源模式重在“三态”
未来我国生物能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石元春认为，概括起来，就是“三态”和多元化，突破固体和非粮液体生物燃料技术。所谓的“三态”：
一是固体生物燃料，当前主要为固体成型燃料和直燃发电。中国是农业大国，秸秆等农林废弃物极其丰富，应该充分发展非粮乙醇和醇电联厂。
石元春介绍，仅秸秆一项，我国年产7亿吨左右，其中近4.5亿吨用于能源，相当于7个神东煤田 ，具有替代2.4亿吨标煤和减排5.8亿吨二氧化碳的能力。“这项技术既可以造福农民，也可以给国家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发展呢？不能因为有一些问题就否决这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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