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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油价低位运行带来的冲击，本就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风险，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令世界经济遭受百年未遇的重创。
（来源：微信公众号“能见Eknower”ID：Eknower）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行业复苏缓慢、全球供应链面临中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这些因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安全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这导致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骤增，化石能源投资有所抬头，或对中国的清洁能源转型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在经济下滑和能源转型的双重挑战下，中国应如何推进清洁低碳能源高质量发展，带动绿色经济复苏，从而有效实现“脱碳”和“减排”目标？
气候变暖形势愈加严峻
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考验，并不会因为新冠疫情、全球政治经济震荡有所减缓，而是愈演愈烈。
近年来，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气候，在全球频繁上演。
今年以来，中国南方暴雨、洪涝频发，造成巨大损失。2019年冬季，上海出现1873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个冬天，整个冬季竟然没有低于0℃的温度。夏天的热浪，则年甚一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新影像显示，由于全球变暖，在加拿大寒冷的埃尔斯米尔岛上，两个已存在几个世纪的巨大北极冰盖，已经完全消失。有科学家曾在2017年预测这两座冰盖或将在5年内消亡，一语成谶。科学家认为，它们的彻底消失或将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专家在跨党派的政策研究所"气候与安全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即使升温幅度偏低，未来30年，世界每个地区都将面临国家和全球安全的严重风险。更高的变暖水平则将为整个21世纪，带来灾难性的、可能不可逆转的全球安全风险"。联合国也给出非常严重的警告，“到2100年，全球升温应限制在1.5℃，否则地球将面目全非”。
全球气候变暖最大的元凶，是人类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
数据显示，从全球来看，2017年全球能源产量133.2亿吨油当量，全球能源结构中，石油占32.93%、天然气占23.76%、煤炭占28.29%、新能源占15.02%。这意味着化石能源依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过去十几年可再生能源发展增速较为迅猛，但是占比依然很低。
如何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一个共识是，在能源生产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侧推动建筑、交通等领域加大绿色能源替代力度。
坚持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动摇
按照中国提出的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必须要坚持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动摇，逐步替代在能源结构中高占比的化石能源。
在近期由能源基金会和中国新闻社联合举办的“能源中国——中国与世界：全球经济与能源大变局前瞻”国是论坛上，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提出一个重要观点。
他认为，在现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能源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中国更应加快能源转型进程，利用举国体制，结合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要把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进程提前10-20年。
但是这一呼吁正在遭受挑战。从2019年开始，关于继续扩大煤电装机规模以保障电力供应安全的声音不断涌出。事实上，煤电装机总量的确在逐年增长。这扰乱了能源转型的步伐。
今年第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48.6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3.3%。其中，火电装机容量119055万千瓦，增长4.1%。这是五年来，煤电装机占比首次回升。不仅如此，“国内低碳能源政策研究项目”6月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5月31日，除4600万千瓦在建煤电项目以外，中国至少还有4800万千瓦的煤电项目正处于推进阶段。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表示，过去十几年，有些省份一直在努力建设以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为中心的能源基地，如今必须进行能源转型，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性转变，对这些省份而言将会非常困难。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在上述论坛上也指出，严格控制煤电消费量的反弹，是当前经济恢复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任务。
他认为，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通过新建灵活性高和效率高的机组，来取代并淘汰效率低的老旧煤电机组。当前煤电年运行小时数只有4000小时左右，远低于5500小时的正常水平，并还在呈下降的趋势，再加上中短散煤利用量的持续下降，煤炭消费量在“十四五”期间不会再出现显著上升的局面。
一边是煤电在逆势增长，另一边是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竞争力稳步提升。过去十余年，中国风电、光伏等先进能源技术持续进步，应用成本不断降低，2019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高达2.04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已达27.9%。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此次论坛上指出，在国家“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中，继续壮大清洁能源产业将被置于重要地位。
绿色能源和经济社会可协同发展
煤电装机的增加，其实并非偶然。当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都出现了煤电项目有所增长的情况。除了因为煤价及相关成本的下降外，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试图通过煤电投资，来刺激当地经济增长。
但事实上煤电并非最好的投资项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投资新建煤电，将来资产损失越大，当前每增加1亿千瓦煤电机组，未来将增加超过3000亿元资产损失。随着风光等清洁发电的成本逐年下降，煤电竞争力降低，未来亏损面扩大。
大力可再生能源不仅有利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上述论坛上表示，从短期来看，绿色复苏可以兼顾经济的复苏和绿色的发展，大量绿色产业的投资，同样可以促进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要更多的考虑到生态环境，绿色投资和绿色消费是中国经济新增长点，能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当前全球正在出现一些煤电等高碳排放项目增加现象，中国反而更需要强调绿色复苏。”他说道。
事实上，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势非常明显，并具有全球竞争力。
在发电侧，截至2019年底，全球风电累计装机量为637GW，其中中国总装机为210GW，占比为32.97%；全球光伏总装机量为580GW，其中中国总装机为205GW，占比为35.34%。
在制造环节，中国企业生产了全球绝大部分光伏产品和近半的风机，引领世界。2019年全球光伏组件产量约为102GW，其中中国光伏组件产量达到了98.6GW，占全球产量比重不断上升；2019年全球新增风电装机容量为60.6GW，中国风机制造商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40%左右。
中国企业还生产了全球超过一半的电动汽车。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完成124.2万辆和120.6万辆，全球占比超过50%。不仅如此，中国也生产了全球超过60%的动力电池。2019年，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为71GWh，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占比高达60.89%。2019年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有五家。
在这些领域，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心。
那么如何进一步加大上述这些绿色经济发展力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气候变化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席、格兰瑟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新气候经济）联合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表示，欧洲很多国家通过金融手段来发展绿色产业，金融行业在复苏绿色经济中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
绿色金融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如果现在过多的依靠高碳排类的投资，随着政策的变化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那么传统化石能源产业以及相关的投资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损失，从而可能导致比较大的金融风险。
绿色金融还能通过建设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发展绿色金融产品等手段不断壮大，更好的为绿色经济复苏服务。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中国是全球绿色金融重要的倡导者和引领者。早在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就会同其他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国成为全球首个由中央政府层面来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
除了金融手段，实现绿色经济复苏，还需要绿色产业自身加强进一步创新的力度。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王一鸣看来，要研发新一代能源技术，开辟新的能源途径，如氢能、天然气水合物等。并推动能源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与能源新型技术有效嫁接，创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
此外，绿色经济复苏还应聚焦政策取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表示，若想在环保和能源转型方面的政策实现长期有效，必须找到社会成本较低的政策替代方案，包括经济政策、市场政策，这样才能推动环保成果持续，稳定能源转型。
目前，绿色复苏并未完全纳入到我国经济复苏计划当中。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呼吁，把可再生能源和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并对现有的经济复苏项目进行评估，提防其中有些打着绿色的招牌，但走的并不完全是低碳的道路。
同时，相关单位需要统筹各个相关部门制定综合计划，管理好能源转型方向，有明确的绿色发展目标。在保证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不断降低成本，要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共同实现能源转型目标，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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