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关与相关部门自2017年3月1日起开展为期9个月的严厉打击洋垃圾违法联合专项行动，加大进口固体废物全过程监管力度，打击工业废料、电子废物、生活垃圾、废塑料等洋垃圾走私。图为工人在厦门海关的海沧查验场清理查获的进口牛皮革洋垃圾(图：新华社)
自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禁止进口生活来源废塑料、未经分拣的废纸以及纺织废料、钒渣等4类、24种固体废物。作为全球最大的垃圾进口国，中国的“洋垃圾”禁令立刻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蝴蝶效应。
中国为全球最大的垃圾进口国
对广大居民来说，散落在小区角落的废品回收站和沿街游走的“收废品”喇叭声或许是关于垃圾回收的最普遍印象。殊不知，“垃圾”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属于大宗商品交易范畴，是一条关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链。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很多产业急剧扩张，需要大量资源用于原始积累。然而国内自身资源的储备尚不能满足中国快速发展的需求，为了缓解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中国开始大量从国外进口“洋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废塑料和废五金。
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2016年的20年间，中国的年垃圾进口量从450万吨增长到4,658万吨，翻了十倍。其中，仅2016年中国就接收了世界上56%的出口垃圾。全球最大的“垃圾场”俨然已在中国。
那么，如此数额庞大的垃圾从哪里来?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转变的产业升级路径。这一系列发展过程的背后，遗留下来的大量废品物资毫无疑问将流入发展中国家。中国进口的“洋垃圾”大部分来自物流中转站香港，实际输入来源主要是美国、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全球发达地区。
作为世界上生产可回收垃圾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会把大约1/3的可回收垃圾都向国外出口，这其中约有一半会飘洋过海进入中国，类别以废旧纸制品为主。据美国废品回收业协会统计，2016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重量超过1,300万吨、市值为56亿美元的可回收垃圾。
据英国《卫报》披露，自2012年起，英国共向中国出口了270万吨废塑料，占该国塑料垃圾产量的2/3。欧盟其它国家产生的共87%的废塑料，也会被直接或间接地运往中国。日本约70%的出口废纸被输出到中国，约一半出口废塑料的目的地也是中国。此外，澳大利亚每年向中国出口61.9万吨的回收材料。
可怕的是，有一种被明令禁止进口或限制进口的“洋垃圾”——各类电子废料，包括废电池、手机、电脑、打印机等，正在大肆入侵中国。联合国曾发布过一份报告，全球每年产生的5亿吨电子垃圾，70%以上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
这些各类各样的“洋垃圾”进入中国后，又究竟流向了哪里?
稍微浏览近些年的相关新闻报道就会发现，南从广东、福建至浙江，北由山东、天津至河北，这些省市可谓“洋垃圾”的重灾区。这其中，广东汕头的贵屿镇最为知名，这座早前的“垃圾镇”已经升格为如今的“电子垃圾之都”，是全球最大的废弃电子产品拆解地。有数据显示，拆解电子垃圾一度占到贵屿镇当地GDP的90%以上，超过80%的常住家庭从事该行业，贵屿镇每年拆解的电子垃圾数量可达150万吨。
上世纪80年代末，广东贵屿镇开始涉及旧五金电器的拆解生意，由于获利丰厚，整个行业规模逐渐扩大。图为一名工人正在分拣电子组件(图：中新社)
带来了“福音”，也种下了“恶果”
提起广东贵屿镇，不得不感叹其兴也因废、其殇也因废。大量收购、拆解电子垃圾虽然为当地经济带来了“福音”，但也种下了“恶果”。道路两旁竖立了起一排排崭新的楼房、停靠着豪华的轿车，可整个镇子的空气都弥漫着刺鼻的恶臭，河水污浊发黑，放眼望去尽是堆积如山的电子废料。
电子废弃物中的重金属易对人体和环境造成重创，因此历来都是舆论讨伐的热点。2012年针对贵屿镇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当地6岁以下的农村儿童中，有82%的孩子出现铅中毒现象，毒源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拆解电子废料过程中产生的含铅粉尘。
实际上不只是电子垃圾，其它固体废物如果回收处理不当，都会产生严重污染。比如目前对废塑料的循环处理方式是焚烧融化，塑料燃烧时产生多种毒性极强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若通过呼吸和食物链进入人体，会导致呼吸系统、生殖系统、神经系统等发生中毒、癌变或畸形，甚至死亡。
“洋垃圾”二次污染的负面效应是无形且长久的，而在当下，它还有着必须需要人类正视的直接危害。最直接接触“洋垃圾”的人群就是拾荒者和分拣工，被充满细菌和病毒的针头刺破手指、对周遭恶臭的空气已经“吸以为常”、甚至吃下过期罐头的残食……难以想象，为何他们的生命力能如此之“强”。普通人对垃圾和垃圾场一定都是避之不及，又岂知商店光鲜亮丽的“古着”时装和“外贸原单”，也可能正是未经消毒、走私上架的“洋垃圾”。可以说，“洋垃圾”正在以一种堂而皇之的方式入侵大众的生活，愈发避无可避。
“拿命在换钱”!这是无数拾荒者和垃圾分解者的生存逻辑。“买垃圾来损害居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健康”，却似乎是一条怎么也说不通的中国逻辑。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中国购买的“洋垃圾”，主要包括塑料、废纸和金属等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物资，也包括废五金和化工废弃物等需要通过加工提取才能利用的物品。这些“洋垃圾”并非都会对环境造成伤害，如果处理得当，其中不少可以变废为宝，达到节约资源和资本的双重功用。例如，从废塑料中提取生成新塑料的成本会比从石油提取物中直接合成新塑料更便宜，这样既节约了有限的石油资源又节省了制造成本。换句话说，中国真正进口的是“洋资源”，这种资源再生方式其实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
遗憾的是，面对数以千万吨计的“洋垃圾”，中国还未做好万全准备，中国的垃圾回收业在监管和分拣处理方面显然还不够成熟。大量未经许可而被走私入境的“洋垃圾”、未被完全分拣而残留毒质的“洋垃圾”、处理加工不当而随意排放污染的“洋垃圾”，已经对中国的生态环境和民众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和侵害。
终有一天，中国必须要对“洋垃圾”说不，而这一天已经来了!
香港的垃圾回收业亦待转型
2017年7月，中国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要求紧急调整进口固体废物清单。2017年7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根据这份方案，2017年年底前，中国将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固体废物;2019年年底前，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
除了调整进口目录和禁止进口措施，未来中国还将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从完善堵住“洋垃圾”进口的监管制度、强化“洋垃圾”非法入境管控、建立堵住“洋垃圾”入境长效机制和提升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水平等方面，对“洋垃圾”展开全方面管控行动。
随着中国工业水平的日益提升、原材料市场日趋稳定，“洋垃圾”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是在倒逼中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同时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改革实践。
杜绝“洋垃圾”，短时期内可能会对中国制造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计，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发展方针。推广循环经济，中国需要摒弃“投入、生产、丢弃”的传统理念，应当学会设计“再分类、再回收、再利用、再生产”的方法，从垃圾的生产源头、分类回收到加工、循环利用等各个环节，提升监管能力、技术性能和环保举措，更大程度实现变废为宝。
从去年中国对外公布减少洋垃圾进口开始，一系列蝴蝶效应开始席卷中国曾经的垃圾供应商。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倚赖垃圾出口，自身垃圾回收能力有限，当中国的禁令一出，英国的星巴克由于纸杯成本增加而开始涨价10%、欧盟公民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需要缴纳塑料及合成材料税、美国从事向中国出口垃圾工作的4万人或面临失业……而眼下，他们最头疼的是如何尽快处理掉在各自国家积满的垃圾。
作为中国内地进口“洋垃圾”的重要中转站，香港如今同样措手不及。根据香港环境保护署的文件，2016年香港共回收近191万吨固体废物，其中97%运往内地及其它国家循环再造，为香港带来了约40亿港元的出口收入。
香港以往这种靠“左手进、右手出”的方式在回收业赚取利润，现在看来也行不通了。虽然全球的垃圾正在努力寻找下一个买家，可是东南亚甚至印度都无法吞下中国过去的容纳量。另外，从运输成本来计算，从香港把垃圾运往东南亚的成本是运往内地的五倍左右，利润空间被大幅削减。
除了出口，香港本地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为填埋。可是香港本身土地有限，按照目前的垃圾生产速度，十几个已建的填埋点预计2020年左右就会达到使用极限。而另一方面，香港本地对垃圾的循环再造率却非常低，2016年仅有3%的固体废物在本地循环再造。看来在中国“洋垃圾”禁令的影响下，香港的回收业也迫待突围，需要谋求自身技术和能力的转型发展。
(作者系国家部委研究员)
2017年3月29日，在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监督下，总重约30吨的过期、残次、不合格跨境电子商务产品集中在重庆黑石子垃圾处理场进行无害化销毁。 图为工作人员对销毁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图：中新社)
(原文发表于2018年3月号《紫荆》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