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17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规模变化 来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报告2017》
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环境经济政策的杠杆作用越来越大。
如果说法律和行政手段具有直接刚性的优点，体现的是外部约束，环境经济政策则基于市场原理，是一种内在激励力量。
让资源环境有价，以环境成本优化经济增长，环境经济政策通过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有力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顶层设计发力，体系不断完善
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六大原则之一。
近年来，法律、行政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不断彰显威力，经济手段也在不断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大作用，深入推进政策改革与创新。仅2017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环境经济政策相关文件就达42个。
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政策框架体系基本建立，主要包括环境财政、环境价格、生态补偿、环境权益交易、绿色税收、绿色金融、环境市场、环境与贸易、环境资源价值核算、行业政策等内容。
纵观环境经济政策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力度不断加大，效果更加明显。比如，环保费改税，一字之差，实现了从条例到法律的飞跃。
还可看出，覆盖范围更广，填补诸多空白。比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资源税法（征求意见稿）》，资源税法呼之欲出。
顶层设计发力，为各方实践提供了支撑，指明了方向。
激励作用进一步显现，有力推动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
近年来，环境经济政策向纵深发展，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步加大。
在污染防治方面，环境财政贡献较大。2017年，中央财政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规模达497亿元，总投资约3000亿元的水污染防治工程项目进入中央项目储备库，新能源、绿色农业等领域享受环保补贴。各地也积极出台补贴政策，2017年，北京市完成900余个村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天津市完成16.6万居民“煤改电”工程。京津冀加速污染治理进程，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PPP模式有效发挥作用。截至2017年11月，全国PPP项目6806个，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达485个，占项目库总项目数量的7.13%，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模式，加速了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在生态保护方面，生态补偿政策效果显著。一方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转移支付县市区数量由原来的676个增加至816个，转移支付预算数为627亿元，比2016年执行数增加57亿元。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已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由于具有重要生态地位，这些地区的开发往往受到一定限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大大提升了当地政府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实现了发展与保护的平衡。
另一方面，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加快。从流域来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进展顺利，取得明显成效。最新报告显示，新安江作为我国首个试点流域，2012年至2017年，上游总体水质为优。
从空气质量来看，一些地方出台了生态补偿方法。如山东省按照每改善（恶化）1个百分点，省对市（市向省）补偿20万元的标准计算补偿资金额度。这些机制奖惩分明，甚至带有“对赌”意味，地方政府既感压力，更感动力，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显著提高。
除了生态补偿，绿色保险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也逐步发挥作用。在高风险行业环境污染强制保险试点的基础上，相关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也已出台，损害生态环境的现象将得到一定遏制。
政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更多是通过内化环境成本、推动企业产业转型升级体现。这一点，绿色税收、绿色金融、环境价格等政策表现明显。
从绿色税收来看，1月1日，环保税正式开征，成为我国第十八个税种，填补了税制体系的空白。
在媒体相关调查中，“刚性”“转型升级”是企业主的普遍感受。
一位企业主管说，税比费具有更强的刚性，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关于税收的负面新闻将严重影响股价。开征环保税使企业短期面临一定压力，但随着产品转型升级，就能减少税收成本。
有人说，环保税就是要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算清糊涂账。推动企业转型、产业升级，本就是环保税的题中之意。
事实上，我国早前取消部分两高产品出口退税，也是为了取消“两高一资”行业的政策红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从绿色金融来看， 2017年，中国在境内和境外发行绿色债券123只，规模达2486.797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25%。
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和发行量稳步推进，培育了绿色市场，吸引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多类主体加入，推进了绿色产业发展，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从环境价格来看，阶梯电价等政策效益突出。2017年，我国对钢铁行业实行更严格的差别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钢铁行业淘汰类加价标准由每千瓦时0.3元提高至0.5元。
“运用价格手段可以迫使违规产能退出，依靠市场竞争来出清低效产能。”专家这样评价。
绿色消费政策不断完善，助推生活方式转变
环境经济政策的突出进展，还表现在绿色消费方面。
十部委出台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涉及绿色采购、领跑者制度、阶梯水价、新能源汽车补贴等。近年来，这些政策持续推进。
绿色采购制度稳步落实。相关部门已发布23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20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领跑者制度不断完善。目前，已经确定钢铁、电解铝等6个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
如果说这两项政策主要在推进政府和企业践行绿色理念，阶梯水价、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则直接影响公众的消费行为。
在阶梯水价方面，截至2017年底，31个省（区、市）全部建立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制度，有效调动了居民节约水资源的积极性。
在新能源汽车补贴方面，2017年7月，13个省市出台了相关政策，促进更多公众选择新能源汽车。
从生产到消费，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公众，环境经济政策正在多环节、多层面发力。
在各方的关注和努力下，环境经济政策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
“强化环境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提高政策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争取在进一步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十三五”环境政策法规建设规划纲要》对环境经济政策发展提出了明确目标。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方的积极推动下，环境经济政策在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