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环保约谈已实行多年。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取代原环保部后，约谈力度依然不减。5月前两周已密集约谈了多个地方政府。5月3日，约谈山西省晋城、河北省邯郸和山西省阳泉3市政府；5月11日，约谈广州等7市政府。
北京青年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1个地方政府被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约谈。
从2014年下半年原环保部正式启动对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约谈以来，已有以下地方上过约谈名单。
2014年，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有6个，分别是湖南省衡阳市、河南省安阳市、贵州省六盘水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辽宁省沈阳市、云南省昆明市。
2015年，是新环保法实施的第一年，除了1月和10月没有约谈外，其余每个月都约谈了地方政府。
其中，2月约谈了吉林省长春市、河北省沧州市、山东省临沂市、河北省承德市；3月约谈了河南省驻马店市；4月约谈了河北省保定市；5月约谈了山西省吕梁市；6月约谈了四川省资阳市、江苏省无锡市、安徽省马鞍山市；7月约谈了河北省邢台隆尧县、河北省邢台任县、河南省郑州市；8月约谈了河南省南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9月约谈了甘肃省张掖市；11月约谈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12月约谈了山东省德州市。
2016年，约谈了山西省长治市、安徽省安庆市、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商丘市、陕西省咸阳市、山西省阳泉市、陕西省渭南市、山西省吕梁市。从约谈的城市可以看出，山西成为约谈的重点。
2017年，约谈了山西省临汾市、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省石家庄赵县、河北省邯郸永年区、河北省衡水深州县、山西省运城河津县、河北省唐山开平区、吉林省四平市、吉林省公主岭市、江西省景德镇市、河北省衡水市、山东省淄博市、河南省荥阳市、山西省长治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邯郸市、河北省保定清苑区、河南省新乡牧野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黑龙江省鹤岗市等。
2018年，5月上旬，已约谈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广东省广州市、江门市、东莞市，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城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和浙江省温岭市。
显而易见，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后，原环保部对地方政府的约谈开始加速。
2014年总共约谈6个地方政府，2015年、2016年、2017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8个、8个和23个。
今年5月，被环保约谈的地方城市数量已达到10个。
从约谈城市所属的省份来看，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了23个省（市、区）。
在各省的约谈城市数量上，河北省位居第一，先后有沧州、承德、保定等12个市（县）被约谈，占总数的近20%；并列第二名的是河南省和山西省，各有7个城市被约谈；接下来是各有4个城市被约谈的山东省和黑龙江省。
从被约谈城市的行政级别来看，被约谈最多的是地级市，超过总数的五成。
县级市也有被约谈的，如河北省邢台市下属的隆尧县和任县。对县级市的约谈体现了环保压力从中央向基层政府的传导。
省会城市也有被约谈的。目前已有哈尔滨、沈阳、昆明、长春、郑州、广州6个省会城市被约谈，占总数的10%。东三省的省会全部被约谈过。
此外，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山西省吕梁市等城市已经被约谈过两次。
在约谈形式上，通常包括非公开约谈和公开约谈，单独约谈和集体约谈，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进行的和由生态环境部委托各个督察局进行的约谈，前者通常在北京，后者一般在督察局所在城市或被约谈城市举行。
以《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实施后第一个被约谈的衡阳市政府为例。2014年9月15日，因为污水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当时的衡阳市市长周海兵被原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约谈，这是一次单独的和非公开的约谈。
从2017年开始，原环保部开始启动大规模集中约谈，将被约谈城市的政府主要领导请到了位于北京的部机关里，城市数量有时候达到了7个，而且基本都是公开约谈。这种趋势变化反映了约谈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当然，尽管组织的难度加大，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被约谈的兄弟城市那里，我们学到了整改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对于他们出现的问题，我们会坚决避免。”这是多名被约谈官员表态时说过的一句话。
哪些问题会触动环保约谈机制？
至于被约谈原因，要分多种情况。
在环保领域，涉及大气污染问题出现频率最高，空气质量指数“爆表”的地方频繁被约谈。接下来是水环境、土壤环境和自然保护区破坏问题。最近对广州等7市的约谈是关于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这是生态环境部首次因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问题集体约谈地方政府。
从点出的问题来看，政府监管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对流于形式、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散乱污”企业污染整治不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未批先建、监测数据造假等都是高频问题。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具体约谈原因通常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类是中央环保督察或其他专项督查发现问题较多且整改不力。
今年4月下旬以来，生态环境部密集通报了多起中央环保督察后污染反弹及整改不力的事件。4月20日，生态环境部先后通报了湖南省邵阳市威凌金属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永顺县鸿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盐城市上市公司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起环境污染事件。盐城市政府就在5月11日的约谈名单中，因对辉丰公司查处不力受到点名批评。
在各类专项督查中，约谈城市最多的是京津冀“2+26”个城市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从2017年4月开始，原环保部从全国抽调5600名环境执法人员，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3个月后，河北省衡水市、河南省荥阳市、山东省淄博市以及山西省长治高新区等地方政府负责人被约谈。原环保部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之所以约谈这4个市（区），是因为在正在进行的京津冀“2+26”个城市大气治理强化专项督查中，这些地方被发现对存在的污染问题整改不力。“这项史上最大规模的督查已经持续了3个月，但依然有企业在顶风作案，有政府部门弄虚作假”。
一个月后，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邯郸市、保定清苑区及河南省新乡牧野区4地政府主要负责人也被请到原环保部接受约谈，原因也是在“2+26“城强化督查中整改工作进行缓慢。
第二种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达标或排名靠后。
本月刚被约谈的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和山西省阳泉市就属于这种情况。生态环境部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评估考核结果，确定晋城、邯郸、阳泉3个城市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它们因而被约谈。再往前一些的2015年，作为数月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倒数前十名的城市，郑州被原环保部约谈。
第三种是中央领导批示或新闻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典型情况如2015年因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约谈甘肃省张掖市，2016年因山西华兴铝业发生矿浆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约谈山西省吕梁市等。
从这些约谈原因便能看出，环保约谈的主要目的是督政，督促地方政府切实传导环保压力，落实整改具体环境问题。
被约谈的各地市长们如何表态？
从目前约谈的实际情况看，代表当地政府接受约谈的，通常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有时是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陪同者包括市政府秘书长和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等。
拿最近的两次约谈会来说。
5月3日，代表晋城、邯郸、阳泉市接受公开约谈的均是市长。11日被公开约谈的7市中，除广州为分管副市长，盐城、连云港为代市长，其他4市皆为市长参加。
当然，约谈会上被公开曝光的不仅有各市的环境问题，还有各位市长的名字。
那么这些被约谈对象在现场是什么表现呢？
北青报记者在多场约谈会现场看到，来自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生态环境部有关业务司局的负责人坐在一侧，被约谈地方的政府负责人坐在对面一侧。
约谈会通常由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指出问题，有关司局负责人提出要求，被约谈地方的政府负责人表态和签署会议纪要这四个程序组成。
约谈在严肃而紧张的氛围中进行。在约谈会开始的大约十分钟前，各位市长已经在带有自己名牌的座位坐好，低头看桌上的材料，熟悉自己的发言稿。
约谈开始，在当地存在的环境问题被一一指出时，他们会拿笔飞快地在本子上做笔记。而在接下来的市长们依次发言表态环节，有的发言顺序靠后的市长会继续在自己的发言稿上修改圈画相关的措辞和内容。
整场约谈会没有掌声，有的是市长们的歉意和承诺。“心情沉重”、“触动很深”、“对不起当地百姓”、“压力很大”、“深感自责”、“倍感羞愧”、“痛定思痛”、“知耻后勇”……在接受约谈时，各地方政府负责人的表态充满感情 色彩。
除了个别城市因为缺少公开报道，尚不清楚被约谈者的态度和当地整改措施以外，其余城市的政府负责人均当场明确表示，对于生态环境部指出的问题照单全收，回去后认真研究整改落实。
可以发现，大多数市长的表态非常具体，并明确列出了整改举措和整改期限。
值得一提的是，来接受约谈的有时还有刚履新的市长。刚上任就被约谈，他们的触动也很深。
“我到连云港工作两个月，就到生态环境部来了两次，一次是我自己来，一次是今天被约谈，连云港确实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欠账和存在问题很多，我认为约谈指出的问题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照单全收，认真整改。”连云港市代市长方伟在11日的约谈中说道。
今年环保约谈力度会加大吗？
不断加码的约谈效果如何，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给出的评价是，“环保约谈这些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青报记者发现，接受约谈时，多市市长表态称保证不会有第二次。从公开的约谈名单来看，截至目前，90%以上的城市没有被第二次约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约谈的效果。
再把范围缩小到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生态环境部的评估考核结果显示，曾经被约谈的保定、德州、衡水、安阳4市考核结果为优秀；长治、沧州2市考核结果为良好；郑州、济宁2市为合格，均完成了《攻坚行动方案》中确定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环保约谈是环保部很重要的督政手段，通过约谈，切实发挥了传导压力、推动整改、震慑警醒等效果。”刘长根在去年12月的记者会表示。
据他介绍，约谈工作在今年将会继续加大力度，约谈工作重点围绕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上，约谈对象拟主要聚焦在几个方面：一是力度不够、工作滞后、问题集中的地区。二是没有完成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目标任务，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地区，特别是造成了不好影响、不良影响的情况。三是整改不力、问题反弹，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地区。
不过，刘长根坦言：“约谈是手段不是目的，也不是越多越好。”重点是发挥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督促当事者加大工作力度，警示其他地方以此为鉴，查找不足，主动作为。通过约谈一个，推动一片工作，这才是目标，所以约谈要加强针对性、典型性。
与此同时，作为督政的两柄利剑，约谈正在和量化问责紧密结合。
除了约谈之外，5月3日，生态环境部还致函山西、山东、河南省人民政府，要求对有关责任人依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实施量化问责。根据有关规定，具体问责工作由相关省委、省政府组织实施，并应于2018年6月15日前完成，问责结果应征得生态环境部同意，并向社会公开。
以晋城市为例，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PM2.5平均浓度下降3.7%，仅完成任务目标的37%，低于60%的下限要求，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晋城市分管副市长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约谈与问责的紧密结合无疑将持续传导环保压力，让环保不是“一阵风”，而是地方政府工作的常态。
内存
环保约谈
2014年，原环境保护部出台《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约谈是环境保护部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依法进行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