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关于集中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提升全社会诚信水平的工作方案》，生态环境保护失信行为专项治理位列19项集中整治行动之中，其指向及力度，无疑对推动企业环境守法守信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企业是重要一环。近年来，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和生态环境部专项环保督查曝光的一系列案件看，在法制利剑高悬之下，个别企业仍以身试法，暴露了环境信用意识的薄弱。因此，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治理失信行为既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客观要求，也是强化环境管理的重要方向。
环境信用是信用社会建设的重要体系。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建立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机制。”2013年原环保部等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印发的通知》，环境信用管理成为加强企业环境管理的一项新制度。这一制度让企业有了环境信用的敬畏之心，环境诚信价值取向愈加明确。然而目前，在部分地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约束乏力问题仍然突出。企业环境信用管理强调多方共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多由环保部门主导，且省级层面统一使用评价申报软件（信息平台），由参评企业自评，县市环保部门初审，省环保部门出评价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市县层面因纳评企业多、人力有限，无法实施规范评价程序，缺失现场评价环节，任凭企业“报啥是啥”，评价结果与企业实际诚信度常常不符。甚至在个别地方，对纳评企业守信奖励失信惩戒“说到做不到”，企业即便上了环境信用“黑榜”，也受不到实质性的利益惩戒。
事实上，笔者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不仅需要社会共冶，更要引入更多科学的制度设计，并通过社会各类“联奖联惩”资源的整合、便利参与来加大企业环境失信成本，给守信企业更多的正向激励。就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可探索在企业环境征信中引入类“AEO”认证。AEO（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提升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安全与便利，其认证标准主要包括企业财务状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等。通过认证的企业，将被海关认为是诚信、守法、安全的企业，享有海关专用通道、减少检查、降低通关成本等最大惠利。相反，则处处受限，加大通关成本，或不予通关。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简便易行、高效、可信度高，深受企业欢迎。笔者认为，环保管理部门可仿效这一做法，建立基于环保征信的AEO认证，制定符合环保实际的标准、奖励、惩戒等框架，并与其他有关部门签订合作备忘录，细化联合奖惩措施，使企业环境信用管理变得简便高效，更具有吸引力和约束力。
其次，可探索建立适宜环保共治的“企业环境信用积分”制。当前，城市“积分落户”、消费者“信用积分”等信用积分形式层出不穷。这种制度是将诚信奖励及惩戒成本变为价值取向的一种共治方法。当前，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虽细致全面，但有关部门和公众参与共治度低，评价结果约束力不强。若能探索建立一种方便社会参与、动动手指就可加（扣）分、适合企业的环境信用积分平台，则可有效弥补这一弊端。管理部门可借助信息技术，将现行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内容、各部门联奖联惩“合约”、公众参与监督以及未来共治的考量，设计为可供点击参与“积分”的智能开放平台，既完全由企业决定自身信用命运，又便于政府管理及社会监督，让企业环境信用置于社会共治共享环境，变政府“逼迫式”为企业“自律式”。
再次，可整合打通社会各类奖惩征信与环境信用的政策壁垒。现行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内外都有若干奖惩条款，关键是共治融合、惩戒措施配套等不健全、不通畅，因此对企业无威慑。笔者建议，应对施于企业环境信用的奖惩政策资源进行梳理整合，并与其他社会信用政策加以协调打通。例如，企业环保守信的决定因素是法人代表，因此，“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不光应针对失信企业，也应对法人代表“处处受限”，既涵盖环保，也应融合社会生活多个方面，以形成令其社会生活“处处碰壁”的大环境。由此，方能形成企业不能失信、不敢失信、不愿失信的环境信用管理氛围，形成诚实守信、重信守诺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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