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这个分类积分的小机器怎么没反应呢？我得去问问别人怎么用。”一位负责垃圾分类积分的老人拿着一个类似对讲机的黑色物件问起了同伴。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北京市垃圾分类推广的试点街道。最近每每走过这些街道，记者都要在垃圾分类回收箱前驻足一段时间，观察居民们对于分类的态度、行为，也从中看出了一些“门道”，一条街折射出垃圾分类的艰难和嬗变。
垃圾分类有多少观念上的误区？
脱离居民的源头分类和投放责任来谈推动垃圾分类，只能是“假装在分类”，无助于垃圾产生前减量和源头减量，成本高昂，实际上不可持续
在没有接触垃圾分类前，记者和普通居民一样，认为垃圾分类的“痛点”是餐厨垃圾，水分大、恶臭、运输成本高，但是在走访学习之后，记者深刻感到，观念问题才是垃圾分类路上最大的障碍。
记者看到，垃圾桶分为餐厨垃圾（绿桶）、可回收垃圾（蓝桶）、其他垃圾（黑桶）、有害垃圾（红桶）。
“您好，怎么没人向这些垃圾桶里扔垃圾？”记者问一位正在清洁垃圾桶的工作人员。“这个还在等积分设施上线，上了就有人投了。”“积分？”“嗯，就是投放后可以得到积分，待一段时间可以用积分兑换奖励，听说是3个月能兑换奖品。”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看来，垃圾分类不可能一蹴而就，长时间的实践证明，依靠积分奖励推进垃圾分类并不能完全解决垃圾分类问题。垃圾分类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积分奖励是正确的值得褒奖的行为，两者有着本质区别。“积分奖励好比中药治病的药引子，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激励居民分类，但它不是药，不能‘治病’，但有些地方却依然屡败屡战。”
他认为，垃圾分类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推进，有些地方依靠企业雇佣人员分类，不能达到垃圾分类的目的。“脱离居民的源头分类和投放责任来谈推动垃圾分类，只能是‘假装在分类’，无助于垃圾产生前减量和源头减量，成本高昂，实际上不可持续。我不反对市场化，市场化是垃圾分类的有效手段，但是要界定清楚市场化中边界和责任，不能以市场化方式代替居民做垃圾分类。”
同时，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垃圾是资源，这一观念急需改变。垃圾的首要属性是污染物。
从事垃圾分类行业多年的环保人黄小山认为，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第一要解决居民分类投放的问题，这需要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第二要解决垃圾产生者付费问题，这需要相关法律和收运的制度安排；第三要解决分类处理的问题，这需要技术的支撑和终端设施的落地；第四要解决垃圾管理的顶层设计和逻辑梳理的问题，包括：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究竟有无优先次序、BOT是否是政府的唯一选择、排放标准是否应该和欧美看齐等。
此外，垃圾分类不能盲目分，而应选择性分类。刘建国表示，“垃圾分类并不是盲目地越分越多就好，就能有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我国当下是要选择性分类，把特别有用的、有害的、对处理系统干扰大的垃圾分出来。这样既能降低分类难度，还契合了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趋势相适应。比如废纸是可以分出来的，而有些垃圾听起来有用，但是没有市场，还污染环境，没有必要分出来。”
垃圾分类要因地制宜
有些地方没有充分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长期性，分类不精细，急于求成，但垃圾分类要稳步扎实推进
垃圾分类的“痛点”还在于设施短板。刘建国告诉记者，比如餐厨垃圾要收集处理，需要有相应的厌氧消化设施，需要城市周边有土地能加以利用。以北京市某街道为例，每吨餐厨垃圾收集成本在1500元左右，这样高的成本在其他城市和地区是难以实现的。
厨余垃圾分离是因为其容易干扰后端处理，并不在于其价值，适度分离的意义是提升进入终端处理系统的垃圾质量，提高后端处理系统效能和污染控制水平，改善垃圾质量。厨余垃圾中75%是水，日本的分类经验显示，通过沥水，垃圾降低2%~3%含水率，垃圾总体减量10%，以此逐步推动厨余垃圾适度分类收集与清洁安全利用。
垃圾分类要因地制宜。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纵观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其垃圾分类都是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比如我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有钱、人多、地少，垃圾处理系统要求高度集约化，不能占用太多土地。北京的厨余垃圾无农田可以利用。而西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则是有土地资源，人口稀少，但是缺资金，垃圾分类回收趋向低端业态需求。成都、武汉、郑州等地周边有农田，则是厨余垃圾有利用潜力的城市。”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垃圾的分类管理也需要精细化，分类门槛也应逐渐加高。“垃圾并非分出来就有出路，这是误区，现今我国垃圾分类和处理的突出矛盾就是垃圾量大、质次、低品质。针对这种情况，各地应量力而行，分步推动，避免反复折腾，要基于地方实际情况确定分类方法和标准。”业内人士表示。
“现在有些地方没有充分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长期性，分类不精细，急于求成，短时间希望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垃圾分类要稳步扎实推进。同时，政府部门、公众、企业等各方应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目前多地都在补短板，比如不少城市都在进行垃圾分类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处理设施也在逐步建设中。”刘建国说。
到了真分类的时候
技术格局多元化奠定分类基础，但垃圾持续的准确投放率低，分类收集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过高，依赖人工或机械二次分离完成分类成主要问题
记者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才出现垃圾规范收集，到90年代才有无害化处理。本世纪以来，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提高，接下来要实现从好到优转变。“离开现代化和多元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去推动垃圾分类，在整体上不可能有实质性成效。北京第一台垃圾焚烧炉2009年才投入使用，之前都进填埋场。先分后混不可避免，当时的分类收集还不具备条件。”刘建国说。
垃圾分类是推动生态文明的大事。节约原生资源、改善环境质量，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引领绿色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环节环环相扣，在投放环节全民参与，另外3个环节需要政府主导，企业实施，政府监管。
现在，垃圾到了真分类的时候。据了解，垃圾处理的技术格局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以焚烧发电和卫生填埋并举的技术格局基本形成，虽然堆肥处理路线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但是可以预见在未来若干年，在垃圾分类的大背景下，生物处理会逐渐发展。
我国已基本具备垃圾分类条件。我国目前还在大力建设垃圾填埋场，解决无害化问题。焚烧比例已接近40%，2020年全国达到50%，东部城市达到60%。堆肥在分类背景下会有一定程度发展。
“这些都为垃圾分类处理奠定硬件基础。由此，垃圾分类的矛盾转变为有了垃圾分类设施，收集的垃圾依然是混合垃圾。此外，垃圾持续的准确投放率低，分类桶内实际上还是品质略有提高的混合垃圾，分类收集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过高，依赖人工或机械二次分离完成分类。”刘建国说。
他认为，以深圳为代表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并行的双轨策略比较务实，有望促进垃圾分类多个环节的相互协调衔接。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要多管齐下软硬兼施突破垃圾分类投放瓶颈。发改部门、城管、环卫等部门联动，最好由地方“一把手”负责推动，在垃圾分类系统形成后，将最终产生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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