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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聚焦海上
参照旧金山、纽约和东京世界三大湾区的能源战略和目标，张传卫首先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行业发展形势和挑战。湾区发展，能源先行。在能源使用定位方面，世界三大湾区毫无意外都选择了绿色清洁能源，其电力生产来自清洁能源的比例都较高，并能持续采取行动以扩大清洁能源占比。例如，东京由核能转向太阳能和海洋能，旧金山则全力推进光伏建筑一体化等。
张传卫认为，与三大湾区相比较，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能源结构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能源供给侧结构不合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煤炭还是主力能源。
二是能源对外依赖度大，存在不确定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外来能源中，西电东输超过1/3。香港能源消费结构中超过九成依赖于进口煤、油产品，剩余来自内地电力供应。澳门能源供应的73.5%来自南方电网。大湾区本地电力生产能力亟待提升。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能源智慧和低碳化程度有待提升。由于电力远距离输送、电网综合损失率和终端用户的电效低，我国每年因电能利用效率低下造成电力浪费约2000亿千瓦时。亟待通过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能源设备的使用效能，向能源的智慧化和普惠制转型。
从产业上看，能源生产和供应体系正由传统化石能源、集中式大规模生产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和智慧能源转型。粤港澳大湾区靠近海洋，具有发展绿色能源的天然优势。
“如何绿色发展？我们认为仍然要聚焦海上。”张传卫语气坚定。
改变能源结构，算好几笔账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12，是我国乃至全球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城市群、经济体，未来发展能源需求量巨大。将海上能源建设列入海洋经济规划，意义重大。张传卫表示，海上风电、洋流发电、潮汐发电、海水制氢、海水淡化等都能为此做出贡献，同时就近建设，就近消纳，能减少长途输送，提高海上能源利用率。
目前对影响海上能源开发影响较大有两个观念，一是认为价格偏高，二是规模偏大。对此，张传卫向记者表示，必须算好几笔账：
首先要算对资源的贡献力。海湾的海上风能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存量大，质量好，可再生。
其次要算好环保帐。在能源价格上，一定要把新能源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算进去。2018年，中央财政支持的污染防治及生态环境保护经费高达2555亿元，十分惊人。“当下要打污染防治攻坚战，这是无奈，也是教训，不能让子孙一代接一代都打污染防治攻坚战。”
此外，要算对经济的拉动账。海上风电开发和大容量风电机组高端装备制造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产生以新材料、新技术为代表的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成为湾区产业体系新支柱。例如，海水制氢能够带动巨大的氢能源车消费市场。
最后，从长远来看，新能源的综合成本低于化石能源，这将取决于清洁能源产业化、规模化和商业化发展阶段。
对于海上风电开发规模的认识，张传卫强调，一要看大势，全球能源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实现化石能源体系向低碳能源体系转变，最终进入以新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能源时代。二要看需求，应当把握好海上风电开发节奏，根据广东实际的能源需求制定海上风电发展规划，不动摇，不停步。若加紧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未来10年的新增电力需求都可以由海上风电提供，且全都是清洁能源。
构建协调健康的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的绿色能源体系，任重道远，需要在政策、产业、技术和人才诸方面构建出协调和健康的发展环境。张传卫建议：
一是建立适应湾区能源生产消费的协调体系。考虑到湾区城市群制度、体制不同，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规划协调小组，统一协调、规范湾区的能源开发、建设、消费，增加湾区能源安全性。
二是建立湾区新能源开发建设的政策体系。一方面，要通过国家立法、出台政策大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建设，运用税收杠杆扶持湾区新能源建设。另一方面，要保持宏观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例如，广东海上风电的开发建设已进入从导入期向成长期的关键阶段，要持续稳步有序推进。
三是发展壮大湾区新能源产业体系。在湾区产业规划中，应当把新能源创新、开发、服务和消费作为湾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四是培育扶持新能源企业技术和产业创新体系。建议国家在创新“试验田”中建立容错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高端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海上风电装备等战略型新兴产业，在使用首台、首批重大设备的运用上，政府应给予市场和资源的特殊支持，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建议成立粤港澳能源研究院，三地政府、社会、企业联合成立湾区能源建设基金，依托广东、香港、澳门的大学进行湾区能源发展研究，培育能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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