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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从“用起来”到“造起来”，现在要“强起来”
胡问鸣说，搞海洋装备的人就要向海图强，世界强国历史上都是从海洋崛起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儿？就是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国前所未有的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不再是一穷二白、受人蹂躏的国家。近14亿中国人要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就要和平利用海洋、开发海洋资源，所以中央提出要成为海洋强国。
胡问鸣表示，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我们是“用起来”；第二艘航母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是“造起来”。我们实现了航母从“用起来”到“造起来”的跨越，现在要进一步跨越、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我国石油天然气储量较少。中国人民要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建设美好家园，同时做到绿色发展，肯定要大量进口油气，”胡问鸣强调，为此，海上运输通道必须要保障，还有“一带一路”倡议及我国不断拓展的海外发展利益，没有航母等远海海军装备肯定是不行的。
船舶建造可以带动众多领域的科技应用和产品开发，胡问鸣说，“船舶技术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外燃机、内燃机、核动力，发电输电配电储电，有线无线通讯，雷达、激光、红外、水声的探测与对抗，空气净化，垃圾焚烧，污水处理，海水淡化等等系统，还有减振降噪、水中兵器等技术都要过硬。”
对于中船重工的人才大军，胡问鸣十分自豪，“中船重工有科技人员近6万人，在国之重器、海洋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历练成长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技术种类齐全、理想信念坚定的研发人才团队，这是我们实施新时代中船重工高质量发展战略纲要及其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的底气所在。”
搞颠覆性的创新，一定要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
在分析中国造船技术发展状况时，胡问鸣说，现在主要还是跟随，缩小差距。他强调，“超越”还需要不懈努力。
他分析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是很差的；70年来我们发展了现代工业，进步很大，但实事求是讲，在现阶段我们主要还是一个跟随者。尽管我们在科技的一些方面实现了并跑甚至超越了西方，能够走在世界前列，但这只是局部的、点上的突破。比如像量子导航技术，我们现在就走在世界最前列；大功率的高温超导电机也是走在世界最前列，仅次于美国。这些都是我们抓基础技术研究，重视技术创新的成果。他强调，要想搞颠覆性的创新，一定要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我们在这方面重视程度还不够。
胡问鸣分析说，中船重工是伴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近岸海军时期，我们造的是数百吨和千吨级别的舰船。新中国第一个船厂葫芦岛船厂，是1953年立项建设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原苏联帮助下，搞了三个“一”：“一汽”、“一重”、“一船”，“第一船厂”就是现在的中船重工渤海造船集团。
“我们的第一代核潜艇，是在苏联专家撤走后自主研制的。前苏联不想让新中国自强自立，拥有第二次核反击能力，反对中国研制核潜艇。毛主席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胡问鸣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从近岸海军发展到近海海军，开始发展3000吨、4000吨左右的驱逐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6000吨级驱逐舰，现在到了航母时代，万吨驱逐舰、核潜艇等支撑中国海军走向远海，遂行远海防卫。
胡问鸣强调，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是一个巨大跨越。现在，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60%，必须维护好海上油气运输通道安全，确保能源命脉安全；“一带一路”延伸的海外利益、侨民等都需要得到有力有效的保障。
远海防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航母，还有万吨驱逐舰，水下有潜艇、鱼雷、水雷，还要有深海信息传输、通讯等。
胡问鸣表示，海洋防务装备开发中形成的一系列技术成果和制造能力，很多都能与民用领域互动。最典型的应用就是建造民用船舶。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造船能力在全世界仅占百分之四点几，现在的造船能力已经超过了全球的40%。再有，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海洋工程装备等特别是深海装备也实现了大发展。
他强调，在输出技术的同时，我们也向地方和民营企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技术的转化推动了地方、民营企业发展。
打压中国创新、扼阻制造业发展，违反国际通则和经济规律
“科学无国界、技术有价格，科技成果本来就是用来造福人类的，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技成果有偿使用造福人类，既是创新的动力也是创新者的荣耀和社会价值体现。现在美国对我既打压创新又发起技术封锁，实际上是违背科技道德和国际通则的。”胡问鸣说，我们坚持改革开放，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创新合作道路，就是想与世界各国一起取长补短、遵守国际规则、共享人类创新成果、融入全球、共同发展。现在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封锁我们，只能逼迫我们什么都做，可以阻滞但不能阻断我们发展。我们无非就是多花点钱，多花点精力和时间。速度可能慢一点，但还是能发展起来，而被封锁的技术和技术发明者却会因此失去市场、减少财富积累，长此以往会削弱创新能力、引发创新转移。因为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网络及市场，这是“广场协议”时的日本、冷战时期的苏联所不具备的。
胡问鸣指出，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制造业梯度转移是一条规律。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按照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不同情况向其他次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第二次工业革命、二战以后也发生了这种转移，先是从欧洲、美国向日本转移，等日本发展起来后，就开始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转移。在中国，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发生了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当然中国的制造业向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转移，也是自然会发生的。所以，发达国家的一些人提出和实施“制造业回归”，是与产业经济发展规律相悖的；试图以此抑制中国发展，也是行不通的。
胡问鸣以空气净化技术为例，说明中国人不怕封锁，“当年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严密封锁空气净化技术，我们的船员坐潜艇下去几天，回来时有的人爬出来都困难，因为空气质量不行。现在下去3个月，回来以后能立即打篮球。美国人一看中国突破了，也就把这块技术放开了。”
胡问鸣认为，工程技术人员后继有人是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优势，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有700多万人，其中70%是学理工的，即便有一半人留下来搞工程技术，我们也可以与美欧拉开数量级的差距。所以，再加上市场和资本因素，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势不可挡。美国遏制中国技术创新并阻滞中国经济发展，我们的速度可能暂时会慢下来，却坚定了我们自主创新的信念和决心。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美国仍沿用上世纪70年代的经验，想把我们打回原形，是不可能的。中华民族有不屈不挠的文化传承，我们在严密封锁下搞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在今天仍然是“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不过，胡问鸣也表示，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促使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任务还很重。他说，“为什么我们很多科研成果不能变成商品？就是因为我们发明创造少、模仿跟随多，总是跟在人家后面。你没有的时候，他卖给你很贵，超值卖给你；当你哪怕以60%的价格研发出来时，他就主动降半价打压你的成长、成熟。除非我们用垄断价1/3的成本做出来，才有足够能力进行市场竞争。否则，只能起到一个让他降价的作用，难以替代或形成产业。因此，需要国家不仅在产品科研上给予大力支持，更要在研发成果的转化、特别是工业化‘中试’阶段予以坚定鼓励和全力扶持，因为这个阶段的风险最大；科研企业也要学会利用资本市场、风投基金，在市场中不断完善发展自己的技术和产品。”
两船20年前“离婚”，现在“复婚”都是对的
对于两船合并的前景，胡问鸣给出了明确预期，“南北船合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2014年我们就在推动两船合并，此后每年都有关于两船合并的建议，在此期间国际上造船业兼并重组不断，在全球造船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这是大势所趋。”
据胡问鸣介绍，2015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来年重要工作，船舶制造业与煤炭和钢铁被列为三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那个时候，国家集中力量解决钢铁、煤炭两个产能过剩行业、实施‘去’‘降’‘补’和产业整合重组，船舶制造业则是用白名单制度推进市场出清。我们希望船舶两个集团合并，主要是基于海洋装备做强做优的考虑和市场竞争应在不同所有者之间展开的原理。”
胡问鸣认为，中央企业应该是遂行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使命的经济组织，除了完成产业发展和保值增值任务等经济目标外，还肩负着政治责任与国家使命。
目前，中船重工已连续三年位列财富500强船舶企业首位，与对手差距逐年拉大，这与中船重工拥有28个科研院所、完整的海洋装备科研创新体系和6万科技研发人员的创新研发能力不无关系。两船整合实现研发设计和产业协同，可以进一步合理布局、资源互补，加快实现做强做优做大。
“社会上把两个企业称为‘南船’‘北船’，从深层次上讲有认识上的局限性。这种称呼没有把科技创新能力体现在里面，只看到了制造能力即造船厂布局区域的南和北，没有把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能力和附加值高的主业（船舶动力、机电、操控等）配套能力体现在里面，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
胡问鸣强调，上级指出，两船合并是“战略性重组”，遂行的战略目的并非是解决目前船舶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两个集团造船产能加起来也只占到全国的不到50%，还有更多的产能存在于其他一些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当中。所以，两船合并并不会产生国内船舶制造业的垄断，还会消减两船的一部分过剩产能，给市场留出更大空间；另一方面，从产品细分市场来看，各大主流船型的在手订单占比均不到全球的15%，也不会触发垄断。
胡问鸣解释说，两船合并后的内部重组整合，资本市场会有更多的期待。事实上两个集团拥有的9家上市公司中确有一些业务上的重复。比方说中国船舶、中船防务、中国重工和中国动力，按照中国海防与中船科技增发计划，也有交叉，这些需要进行重组，都值得期待。
他强调，南船北船“离婚”20年，现在要“复婚”了。那时候分开是对的，是为了引发竞争，把行政机关变成企业，促成了中国成为造船大国。现在合并也是最好的时机，可以聚合资源和力量、减少“内耗”，共同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对资本市场负责任，根本的是保证上市公司品质优良
“这几年资本市场对我们的支持很大，2015年以来市场募集资金538.8亿元，增强了发展实力，为社会资本参与国防军工建设搭建了平台，所以中船重工发展得很快。今后我们还是要依靠资本市场的力量来发展。”胡问鸣介绍，刚刚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中船重工入榜造船企业第一名，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了，成为军工企业真正的蓝筹股。
胡问鸣担任中船重工董事长后，首先着手改变集团在资本市场的布局。中船重工作为资本平台，不仅推进了航母、驱逐舰、护卫舰、民船、海洋装备等的升级发展，还进入了养殖业，开发建造了大型智能海洋牧场。
他介绍说，海洋牧场项目起初是为挪威量身定制的，现在运行得非常好，第一批三文鱼已经养出来了，业主收入颇丰，正计划建造更大更好的“海洋牧场”。海洋牧场在海岸100公里之外，仅需配备7个管理人员。现在海洋牧场已开始在国内推广，借用的就是资本市场的力量。由专门组建的基金投资建设海洋牧场，然后租赁给渔民，渔民可以用养鱼收入支付租金，既解决了渔民支付大额投资的困难，也有利于支持沿海地方政府改变渔民近海网箱养殖的污染问题，解决了绿色海洋建设与渔民生存矛盾。
“建一个海洋牧场需要4亿元至5亿元，渔民怎么买得起呢？租赁是很好的办法。扶持弱小群体，需要金融的支持。”胡问鸣提出了“产生融、融促产”的概念——“产生融”，就是产业发展催生了金融需求，需要金融的支持；“融促产”，就是把金融服务作为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保障。产业企业不能为了金融而搞金融，而要搞与产业紧密相连、促进产业发展的金融；同样，没有金融意识和金融能力或保障的产业企业也是难以发展壮大的。所以，产融结合是产业发展之路。
胡问鸣说，把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落脚点是以资本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升级。目前，中船重工已拥有5家上市公司，资产证券化率超过50%。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信心支撑，决定了市场是否具有吸引力。中船重工对资本市场负责任，对投资者负责，根本的是保证旗下上市公司的品质是优良的，所以要不断进行资本运作，置出不好的资产，置入优良的资产。
对于资本市场治理，胡问鸣提出，依法治市与推动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统一起来。一方面，要实行严刑峻法，谁出了问题就狠狠处罚谁，让他不敢来触犯法规；另一方面，要坚持法治，避免过度监管和过度管辖，不要让想做事的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我想，船舶只是海洋装备的一个方面，服务海洋强国建设海洋战略，已经不能代表海洋经济海洋装备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海洋强国战略，发展海洋装备、海洋工业。”胡问鸣坚定地说，伴随着海军的发展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我们要让海洋装备驰骋深远海、向深向远向前，让海洋装备技术跨进陆空天，为陆上服务，为空中服务，为航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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