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台湾大停电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

 

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什么状态下启动停限电预案，系统备用率低于2%后，是行政性果断地采取需求侧管理措施，还是冒一定的风险坚持电力系统运行，如何权衡利弊；二是今年初已经启动的需求侧响应和需量竞价方案，为什么效果不明显，是市场失灵了，还是竞价规则不合理，没有充分考虑到夏季负荷的刚性。

 

再往下分析，就是台湾电力发展机制问题了。台湾地区供需失衡的核心是主力电源建设受阻问题严重。一是台湾地区对核能存废议题由来已久，二是火力电厂运转受到环保法限制、地方抗争，独立电源投资商（IPP）对发电成本高企的气电、油电投资建设驱动力不足，三是新能源的开发相对有限。

 

再深说，是体制问题。2015年召开的以“未来电力从哪里来”为主题的能源会议，耗费大量行政资源，咨询透明、过程公开、讨论理性，但问题久议无果。泛民主化导致专业问题政治化，这超出了电力专业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