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何以青睐气候变化领域？

近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项的最终归属，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是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其中，诺德豪斯之所以获奖，主要源于他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开创性且卓有成效的研究。

作为经济学家，诺德豪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源环境经济学，包括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方向。尤其在气候变化经济学方面，他被学术界誉为该学科的开创者之一。

在传统意义上，气候变化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而经济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其切入气候变化议题的原因何在？

诺德豪斯在其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给出两点理由：其一，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系统才可奏效；其二，气候变化也会影响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和结果，比如干旱会导致粮食歉收。

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对二氧化碳特性、国际减排合作、政策手段等相关问题作出论述。文中谈及的诸多忧虑，近30年来逐渐得到验证。譬如，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艰难性、分析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等等。

然而，在专攻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后，诺德豪斯却在此后的三年间相对沉寂。公开资料显示，这段时间，他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仅有1篇，远低于1982年之前的水平。

原来，1982年至1991年，诺德豪斯几乎用上全部精力，尝试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里，即：经济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对生态系统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又影响到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一个循环流。事实上，当今研究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正是秉承了诺德豪斯探索的这一框架。

1991年，诺德豪斯创造性地把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引入气候变化研究。有意思的是，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首次出台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但这份报告过多关注纯粹物理世界的变化，而忽略了人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这使得在碳减排的代价估算上，IPCC的评估结果比诺德豪斯的研究结论高出许多。

10年后，在2001年IPCC发布的第三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承认了IAM模型的优势，并开始在IPCC的框架里嵌入更具微观基础的经济系统模块。

此后，在IAM模型的基础上，诺德豪斯又先后发展出两个经典模型：气候与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区域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RICE）。其中，DICE是将整个世界当作一个整体，以此判断碳减排方案的有效性；RICE则将世界分为10个区域，如美国、中国这样的碳排放大国为一个独立区域，其他区域则包含多个国家。

诺德豪斯认为，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应对之间存在某种耦合性，应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而非单纯强调哪一方更重要。尽管其主张相对“温和”，但他仍认为，世界各国应积极行动起来。在具体行动方面，诺德豪斯提出应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措施就是给碳排放定价。

曾接触过诺德豪斯的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认为，诺德豪斯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来解释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不是将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某种非常激进的地步。

事实上，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如较为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参考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制定政策等，此前已被美国奥巴马政府所接受并实践，而这些政策现已多被否定。李志青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诺德豪斯，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回应本届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倒退。

对于学术工作而言，诺德豪斯更令人称赞的是，他能于成功时坦然转型，并转型成功。他32岁已成为正教授，却于年过不惑之时，从颇有建树的主流领域转而主攻当时少有人触及的“冷门旁支”，充分体现了其学术魄力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