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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今年公布的报告，2010-2019年间，全球太阳能累计装机量从40GW增长至580GW。目前，大规模太阳能度电成本（LCOE）为0.068美元/kWh，较2010年的下降了82%，平价上网时代近在咫尺，中国作为全球光伏最大的生产国和应用国，无疑将会受益。
2020年被称为“黑天鹅之年”，海外疫情反复无常，资本市场风云激荡，然而经过多轮洗牌的国内光伏行业却能刀尖起舞，隆基和通威两大龙头在不到半年时间之内股价翻番，其中隆基的市值已经达到2500亿元左右，是两年前的6倍，光伏产业“断奶”两年之后似乎又重新驶回了当年的快车道。
在光伏产业迈向平价上网时代的过程中，两年不算长，而其中531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于是，531成了一道分界线，完美地切割出两张截然不同的画面。上半年，因为需求旺盛，人人干劲十足，加班，装机、囤货、签单，从业者不是在工厂就是在项目现场。到了下半年，由于需求锐减，产品线价格暴跌，库存积压，工厂停工，项目中止，整个行业人心惶惶。
由于文件是突然颁发快速执行，所有人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此也招来一篇骂声。6月4日，11名光伏大佬联名致信新华社，直言“大家觉得天要塌下来”，“希望变革不要太激烈，怕行业承受不了”，并且给出一系列建议，包括给予已经开工的项目一定的缓冲期。
在当年9月份举行的一个活动上，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指出，531在行业内引发了一场“严重车祸”，使得蓬勃发展的产业一时间出现“重大的人为系统性风险”，产业价格严重受挫，许多厂家被迫停工停产，各类供应商讨债、诉讼官司、员工讨薪、上访事件密集发生。
他以汽车行业为例，“假如去年全国产销了3000万辆汽车，今年5月31日有关部门认为汽车行业太热，道路拥挤太严重，所以决定将产销量控制到1500万辆，而且时间已经过半，可以想象，对这个产业意味着什么？”
2、是催化剂也是退烧药
和新能源汽车一样，光伏也是支撑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新兴行业之一，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依靠政策和补贴所驱动，补贴的多寡直接决定下游的需求，即所谓装机量。
2011年-2013年，国内光伏企业受到欧美国家“双反”政策（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剧烈冲击而命悬一线，为了保留火种，国家决定出手救市，最直接的就是给予补贴，拉动内需。
2013年，发改委发布文件，第一次正式明确分布式光伏的补贴标准，随后，国家能源局跟进，陆续发布集中式电站三类地区的标杆电价，不仅点燃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同时也让社会资本疯狂涌入，开启了中国光伏行业的高增长阶段。
2013至2017年正是发展最快的阶段，短短四年时间，中国光伏领域的注册公司从不到8000家飙升到7.4万家，平均每年增加1.6万家，行业内充斥着一股“大干快上”的浮夸风。
然而，如此庞大的数字背后实际上暴露出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补贴的窟窿不断扩大，财政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是扩张速度过快产生了诸如骗补、盲目扩张、高负债以及产品以次充好等行业乱象。
此外，长期补贴也滋生出了惰性。一些公司不愿意将利润用于技术研发和提升管理能力上，而是通过低价竞争来干扰市场的正常秩序，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那些在天晴的时候光顾着晒太阳，而没有修屋顶的公司则成为最早受到政策冲击的对象，出现了严重的“戒断反应”，比如振发新能源、青岛奥博、旭阳雷迪、南京中电等光伏企业陆续被爆出欠薪或破产，531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补贴一方面是催化剂，加速了整个产业的壮大，同时也是一剂退烧药，当行业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乱象时，适时适当的调整有利于加速落后产能的被动出清，531之后，那些没有核心竞争力、布局不科学、负债累累以及不擅经营的公司被淘汰出局，行业资源逐渐向龙头企业靠拢。
2018年，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531新政”出台之后，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光伏领域内成熟技术将在较短时间内投入市场，部分企业可能受限于盈利规模而暂时放缓研发，而实力强的龙头企业可以趁机扩大技术优势。
2018年10月8日，国家发改委组织了12家光伏企业召开光伏发电价格政策座谈会，确认2019年仍然会有补贴，这一消息也刺激了资本市场，光伏板块逐渐爬出低谷。
恰好这时候，海外也传来了好消息。
从数据上来看，2018年，在531的冲击之下，中国光伏新增装机43GW，同比下降18%，但是光伏产品（硅片、电池片和组件）出口总额达到161.1亿美元，同比增长10.9%，创下自欧美实施“双反”政策以来的最高水平。
政策：光伏占比将大幅提高
去年9月22日及12月12日，中国两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多条规划建议涉及新能源，提出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推动能源革命、能源资源配置、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等。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大力发展新能源。
国家对于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规范引导和保驾护航下，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行各业都带来了严重冲击，但我国光伏产业却展现出了顽强韧性。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光伏产业制造端保持稳定增长，多晶硅料产量29万吨，同比增长18.9%;硅片产量115GW，同比增长15.7%;电池片产量93GW，同比增长13.1%;组件产量80GW，同比增长6.7%。
我国光伏产品已经实现了性价比全球最优，各环节产能规模均为全球第一。麦肯锡一项全面对比中美创新实力的研究显示，光伏是中国领先美国且具有极大(也是最大)竞争优势的产业。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巨大市场。王勃华表示，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在新增发电装机中占比将达到95%，其中，光伏在所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中的占比将达到60%。
技术创新带来了光伏产业链各环节成本的稳步下降，多晶硅价格下降24.9%，硅片、电池片、组件价格下降均超过50%，系统价格下降47.2%，光伏度电成本已经和火电持平，且仍具有较大下降空间。
龙头企业降本增效的脚步并未停止。目前，协鑫用市场主流的改良西门子工艺生产的多晶硅产品已经具备了技术和成本优势，但仍在不断探索硅烷流化床法(FBR)颗粒硅的生产工艺。在2017年收购美国SunEdison公司旗下FBR技术团队和专有技术设备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摸索，去年年底FBR颗粒硅生产工艺终于取得重大突破，有效产能迈入了万吨门槛。FBR具有投资强度更低、生产能耗更低、项目人员需求更少等显著成本优势，产出的颗粒硅直拉单晶转换效率高，未来将进一步降低光伏发电的成本。
在电池和组件生产环节，主流企业也在千方百计通过技术创新继续降低光伏发电成本。“我们的目标始终是提升光伏产品的功率和可靠性，推动光伏普及应用。”牛新伟表示，“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技术和工艺创新来降低度电成本。除了目前量产的PERC电池技术，晶澳还研发和储备了更为高效的N型等技术。”
据牛新伟介绍，晶澳2020年量产的DeepBlue3.0 PERC电池的转换效率已率先突破23%，组件效率提升0.4%，在实际应用中，有效实现了单瓦成本的下降和主要功率的上升。以迪拜360MW项目为例，组件用量降低8%，桩基础用量降低17%，线缆用量降低19%，周边系统成本降低18%。
牛新伟还强调，智能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是光伏制造企业提升效率和降低能耗的有效手段。王英歌对此深以为然，隆基甚至专门成立了智能技术公司，将智能化引入电池组件生产环节，推动光伏产业智能制造进展。
王英歌表示，产业链协同创新也是光伏产业能够实现快速迭代发展的重要途径。硅片的厚度与切割损失量是影响电池成本，甚至系统发电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隆基全面导入了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金刚线来替代传统砂线切割硅片。但是，细如发丝的金刚线早期仅掌握在少数日本厂商手中，且并未应用于光伏行业，而国内金刚线整个产业链均处于空白状态。在光伏产业链上下游的共同努力下，金刚线成本最终下降了90%以上，并获得规模应用，粗略计算，每年可为业界创造超过300亿元的效益。
在王英歌看来，尽管这三类应用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要想顺利实现碳中和目标，还应不断探索光伏应用形式，拓展光伏应用场景。
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加快，为光伏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月12日，科技巨头腾讯宣布启动碳中和规划。马化腾预计，数据中心将成为腾讯未来使用清洁能源的重头。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的确惊人。2017年中国数据中心总耗电量超过了三峡大坝、葛洲坝电厂当年发电量之和，2018年中国数据中心用电量比上海市全社会用电量还多。据预测，数据中心用电量还将保持30%的年增长率。而分布式光伏与数据中心有着天然的结合优势，“光伏+储能”“光伏+大电网”等多能互补模式可以全天候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满足数据中心昼夜不停运行的用电需求。
在5G网络建设方面，光伏+储能可以有效解决基站能耗问题;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方面，“光储充一体化”成为最具潜力组合;特高压建设的稳步推进，将在“十四五”期间彻底解决光伏发电的消纳问题。此外，光伏+工业多能互补、光伏建筑一体化等“光伏+”融合应用也在加速落地。
尽管当下还面临着供应链、用地、电网、消纳等一系列挑战，但光伏产业的爆发已是大势所趋。正如朱共山所说：“产业界有信心在‘十四五’末期将光伏度电成本降至0.1元至0.15元，并在未来最终推动太阳能替代煤炭，成为第一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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