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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的议案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全球面临气候危机日益迫近的背景下，中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担当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
同样是在去年，张雷呼吁借机大力发展中国已具备比较优势的绿色能源装备产业，包括风电、光伏、储能/动力电池、氢燃料、智能物联网等，其规模可达10万亿元级。
今年，张雷的视野，从能源革命扩展到工业革命。他提出：中国要把握碳中和历史机遇，加快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基于碳中和目标，整个工业体系都面临着革命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在于工业所需能源开发与使用方式的变化，还在于碳中和带来的工业生产工艺、技术革新、产业布局的变化。
与此同时，欧盟正在酝酿实行碳边境调整机制，对一些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这将成为中国贸易出口的“碳壁垒”。放眼未来，全球都在零碳转型，谁转型得早，谁的竞争力就强。
张雷在今年的议案中呼吁中国及早进行顶层设计，加快进行工业使用能源的零碳转化，在规划产业空间布局上重视可再生能源丰富、低成本的区域，重点研究相关产业必需的零碳生产工艺并产业化，通过尽快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在这股全球的碳中和浪潮中占据制高点，将挑战转变为机遇。
两会前夕，张雷在远景科技集团总部向《能源》杂志记者系统阐述了其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的设想。
“这是中国工业再一次腾飞的历史机遇。”张雷表示，零碳浪潮是中国新的发展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但可以抓住这一波“绿能红利”，当中国利用充分的绿色、廉价的可再生能源时，“中国制造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成为全球零碳工业的中心。”
《能源》：您对零碳新工业体系的定义是什么？零碳新工业体系似乎不仅仅包含零碳能源装备制造业？
张雷：零碳新工业体系不仅是生产零碳能源的相关装备制造业，还包括使用零碳能源、零碳材料、零碳技术，以生产零碳产品为目标的各类产业。未来的零碳新工业体系将会是一个不平衡、不均匀分布的工业体系，可能在内蒙、东北集聚，或者在海边集聚，因为那里有大量低成本的绿色能源。
电动汽车产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驱动能源从燃油变成了电力，带来了汽车制造业的革命性变化。中国汽车制造业也因此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炼钢工业是另一个例子，现在的焦炭炼钢不可避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从未来碳中和的角度，国内外正在积极推进氢能炼钢。
从2060碳中和的角度（国外普遍为2050碳中和），中国各门类的产业都面临着碳中和的挑战，这其中既涉及使用能源的零碳化，很多也需要进行生产工艺、技术的转换。
《能源》：基于碳中和目标，各产业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您在议案中提出要主动推进，并加快这一进程，为什么？
张雷：全球主要经济体一致行动，致力于本世纪中实现碳中和，将使全球工业体系在未来20-30年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能源生产彻底转向零碳的可再生能源，而且使用能源的交通、建筑、钢铁、化工等产业体系将在技术路线和生产装备上发生重大的变革。
比如高炉焦炭炼钢将转向绿色氢气炼钢，汽车和船舶的燃油将被电动和燃料电池技术取代，生物合成技术将取代化工技术产生丰富的零碳、并且可回收降解的工业材料。
中国的工业体系建立在高强度的碳排放之上。欧盟即将出台碳边境调节税，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差价税。美国和英国也正在酝酿类似机制。如果中国制造不实现零碳转型，那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出口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充分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加快打造基于零碳能源的新工业体系，将在世界零碳转型潮流中化挑战为机遇。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仅将获得“世界绿色通行证”，绕开碳关税，而且还将因弃碳而成本更低，进一步凸显产业优势。
未来将是各国零碳新工业体系之间进行竞争。要想在这场竞争中获胜，第一是可再生能源成本要低，第二是要尽早通过可再生能源重塑整个工业体系。谁的零碳新工业体系先建成，谁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低、效率高，谁的竞争力就更强。
《能源》：基于碳中和，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是趋势，但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吗？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中国有哪些优势？
张雷：中国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还有全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业，在一些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通过使用零碳能源，来构建零碳工业园区，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可以兼顾经济效益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2021年陆上风电、光伏已经全面实现平价。中国三北地区的风电成本和青海等地的光伏成本已在0.2元/度以下，到2023年将实现0.1元/度；而中国东部沿海浅水海域的风电资源，也将使中国在2022年实现平价海上风电。
到2023年，我认为在三北风资源富集地区，风电度电成本可以降到0.1元/度，储能度电成本也将降到0.1元/度，风电配上储能也可以实现对煤电标杆电价的更优的经济性。
现在一些地区，零碳能源已经具备了比较优势。典型的如吉林省，当地的煤炭成本很高，又有优越的风电资源，基于零碳能源来改造当地工业体系，以及引进新的产业投资，就有了经济性基础。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工业的分布也将是不“均匀”的，高耗能、高精尖企业将更多向三北、海边这些拥有丰富、廉价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地区集聚。
目前欧盟碳排放成本已经达到30欧元/吨二氧化碳，预测到2030年将在60-80欧元之间，目前的碳价格转换到欧盟煤电的成本是0.23欧元/度电，转化成焦炭制钢的成本约为55欧元/吨钢，与中国二氧化碳定价之间产生的差价，将会加征到中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上。
碳排放成本也将反映到中国产品的成本中，中国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国内碳定价、国外的碳税将进一步放大零碳能源的经济性。基于零碳能源改造的工业体系将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能源》：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做来加快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呢？
张雷：中国需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制定零碳新工业体系中长期规划。目前各工业领域都在制定自己的碳达峰与碳中和路线图，也需要一个以零碳为目标的工业体系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规划产业空间布局，要尤其重视内蒙古、东北等可再生能源丰富、低成本的区域，这里将是中国零碳工业革命的产业中心。其他绿色能源丰富的地区，如西南的水电、东部的海上风电，都可以因地制宜，实现产业的绿色升级。
此外，建立零碳新工业体系的关键基础是要有足够充分的零碳能源。要继续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这不仅确保中国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也可以加快可再生能源成本降低，为中国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提供廉价的零碳能源。通过持续壮大绿色能源装备和科技产业，风力发电机、光伏面板、动力电池将成为零碳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智能的电网成为工业革命的“运河”体系，源源不断产生绿色、低成本的动力。
从现在开始，要加快推进扶持零碳能源在交通、钢铁、化工领域的应用，通过尽快应用零碳能源，来应对这些行业面临的零碳挑战，并通过行业的零碳转型升级，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先机。
最后，对一些需要转换生产工艺、技术来达到碳中和的产业，需要政府和业界尽快布局相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以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
《能源》：您今年还有一个议案，建议将绿色能源从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中剔除，这个议案和建设零碳新工业体系之间有何关系？
张雷：能源消费总量控制针对的是传统的化石能源。化石能源资源有限，不可再生，且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这决定了我们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但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同时不污染环境或产生碳排，没有必要限制总量使用。
高耗能产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因为能耗问题被限制发展，但如果使用的是零碳绿色能源，则没有必要限制。将绿色能源从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中剔除，可以更快的推动高耗能产业向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转移，促进绿色能源开发利用。
《能源》：那么在中国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远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张雷：能源系统正在向零碳转型，风光和储能将成为未来的“新煤炭”，电池和氢燃料成为“新石油”，围绕风电、光伏，电网也需要升级为更灵活的“新电网”。
围绕“新煤炭”、“新石油”、“新电网”的能源转型大势，远景积极布局了风机制造、储能、动力电池、能源物联网等业务。
远景的目标是成为地方政府、行业和企业的“零碳技术伙伴”，提供零碳能源的系统解决方案。远景已经和一些地方政府签署了框架协议，提供解决方案，推动当地建设零碳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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