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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不少分析呈现“两极化”的倾向：一类观点可能过于乐观，认为此次疫情是各国能源转型的“催化剂”，促使全球的化石能源需求已经达峰或将很快达峰，清洁能源对煤炭、石油的替代将大幅提速，全球碳排放的规模至少将不再增长；另一类观点强调能源转型无法幸免于疫情的破坏性影响，很多国家无力推进转型进程，仍将继续依赖甚至加大开发化石能源，全球能源转型可能会被推迟数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上述观点尽管基于部分事实或趋势，但其可信度在全球疫情尚未平息的当下仍显得比较单薄。新冠肺炎疫情对能源转型的影响需要长时间持续的观察，应避免仓促给出一个方向性的结论，同时也要考虑不同区域、国家的受灾情况及各自的能源利用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的阻碍作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能源转型带来以下较为直接的挑战：
全球投资放缓
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直接削弱整个能源领域的短期投资前景。国际能源署在2020年5月下旬曾预测，2020年全球能源投资规模将下降20%，相当于损失近4000亿美元，出现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投资降幅。这一预测被广泛引用，但到9月已经显得比较保守，因为当时的分析并未充分预见到疫情在全球（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扩散程度和持续时间。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一些清洁能源门类的投资出现显著下滑。根据彭博社新能源财经的统计，2020年上半年，尽管全球非水清洁能源的投资仍保持了5%的同比增长，但全球陆上风电投资同比下滑21%，至375亿美元，太阳能发电投资下滑12%，至547亿美元，生物质和废弃物发电的投资下降了34%，至37亿美元。
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能力势必受到影响。首先，一些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的能力下降。原本用于发展基础设施的公共资金大幅转移到了医疗卫生、社会福利领域来应对燃眉之急。例如，非洲每年面临1000亿美元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随着疫情在非洲的蔓延，一些财政本已吃紧的国家只能缩减包括清洁能源项目在内的基建投资。石油价格暴跌重创中东产油国的财政收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家面对入不敷出的国库，已经延缓多个政府投资的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密苏里州，一些民众要求州政府停止正在执行的能效提升计划，将相关预算直接补贴居民电费，缓解困难民众的生活压力。其次，电力领域的一些公用事业企业由于电费收入或财政补贴的减少，面临较为艰难的经营困境，只能推迟或暂停建设清洁能源设施的计划，这种情况在拉美、非洲国家尤为突出。再次，经济下行的情况会限制部分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能力，使他们只能推迟采购清洁能源产品（尤其是分布式光伏、太阳能热水器）的计划。例如，美国的家用光伏市场已出现类似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消费退潮，第二季度的产品安装量预计下降48%。
清洁能源装备的供应链承受较大压力
不少国家受制于全球普遍的“锁国”“封关”等措施，清洁能源装备的供应链出现了停产断供、到货不足、价格震荡等情况，进而阻碍能源项目的落地。2020年3月下旬，由于美国本土多个清洁能源装备工厂停产，包括逆变器在内的安装组件严重短缺，导致组件的价格上涨15%。同时，土耳其的地热开发遭遇到设备进口中断的困境，原计划年内完工的项目面临逾期交付的风险。在尼日利亚，从4月起，由于货运港口的关闭和陆上交通的阻隔，从中、德、美等国家进口的设备（主要为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智能电表）无法按时运抵目的地，严重影响当地离网能源开发商的业务开展。2020年第一季度，印度由于供应短缺和物流问题，其光伏产品的进口额同比暴跌77%至1.51亿美元，直接导致该国一季度新增光伏装机下降了43%。8月底，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疫情的诸多影响，用于制造电池和可再生能源设备的原材料（尤其锂和钴）出现供应短缺风险，有可能威胁欧盟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政治目标。
一些国家加大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一些国家的政府、化石能源利益集团以国家能源安全、经济下行压力、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健康风险等为由，继续加强对化石能源产业的扶持，有意无意地拖延能源转型的部署。例如，2020年3月，波兰高级官员提出，欧盟应废除其碳排放交易体系，或将波兰暂时排除在外，以便让自己的国家腾出资金抗击疫情；4月，波兰政府向欧盟递交了一份文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破坏能源安全性，降低清洁能源转型的速度”。作为欧洲能源转型最为懈怠的国家，波兰的上述言论无疑是抓住疫情这个契机为本国开脱，试图继续抗拒欧盟对其施加的压力，维护尾大不掉的煤炭产业。再如，5月，南非国家电力公司以现有发电能力不足、疫情阻碍新能源开发为由，将三座大型煤电厂的关停时间推迟到2030年，按之前的计划，这三座电厂应在2020～2026年期间关停。有些国家对化石能源寄托了复苏经济的希望。秘鲁政府于2020年8月通过了促进石油勘探和开采的新政策，旨在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从秘鲁执政者看来，扩大本土石油开发就是短期内开源节流的便捷手段，他们目前无法顾及能源转型、低碳发展方面的议题。
相关国际合作难以开展
当今世界的能源转型离不开紧密的国际合作，各国都需要通过积极的对外行动，或引进外部资金与技术，或加强技术联合研发与新标准制定，或开拓自身产品及工程服务的海外市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各种合作的延宕或中断，尤其阻碍一些发展中国家争取投资、援助。例如，2020年5月，缅甸面向外国投资者推出了30个光伏电站的招标计划，旨在大幅提升该国太阳能发电能力。但是，由于现有的管制措施，有意愿的外国竞标者和供应商难以进入缅甸或勘测地块，缅甸能源部只能将原定的投标截止日期从2020年6月18日推迟到2020年7月17日。另外，相关的国际治理活动也被弱化。据笔者观察与工作来往，自疫情在全球扩散以来，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组织只能通过线上论坛、发布研究报告等“非接触”形式维持业务开展，难以推进一些具有较强实质影响的活动，如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培养、促进清洁能源项目融资、协助项目策划等。
新冠肺炎疫情的促进作用
从目前情况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大多是暂时的、局部的、可逆的，并未改变全球能源转型的升级态势；相反，这场疫情创造了一些难得的、不在产业规划范畴内的机遇，促进了能源结构的变革。
促进多国发电结构的清洁化
在疫情流行期间，由于大量工商业活动的暂停，各国的电力消费出现了持续的“星期天模式”，即以规模较小的居民用电为主，全社会用电量普遍下降两成以上。在电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电网运营商自然转向最便宜的能源类型。不少国家（尤其欧洲国家）风能、太阳能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常规电力边际成本，加之得到政府补贴的支持，其经济性远胜于化石燃料的发电机组。因此，清洁能源迎来了一次超常规的发展机遇，2020年上半年，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到全球总发电量的9.8%，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4%，是2015年上半年水平（4.6%）的两倍。具体到不同区域和国家，2020年上半年，欧盟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其发电总量的40%，而化石燃料的占比缩减到34%，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在该区域首次超过化石燃料。同期，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清洁能源的发电份额都创下新纪录，德国的比例更是高达55.8%。英国在4～6月期间创造了全国67天无煤电消费的记录，清洁能源在一季度发电量中的占比增至新高位——47%。2020年前5个月，清洁能源占到美国总发电量的25.3%，实现新突破；预计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将从2019年的17%上升到2020年的20%，而煤电的占比从24%下降到18%，该国煤炭产量跌到57年来的最低点。尽管中国整体的发电结构并未出现明显变化，但一些能源转型条件较好的省份进行着积极尝试：2020年上半年，新疆消纳清洁能源366亿千瓦时，占全部售电量的57%，创历史最好水平；同期，青海清洁能源发电量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84%，该省7月份连续31天全清洁能源供电。
低油价加速石油产业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石油行业的打压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地缘政治事件或突发威胁，一举削弱主要产油国、国际石油巨头对国际市场的操控能力。从2020年1月起，国际原油价格步入了一路暴跌的轨道，4月21日出现了史上首次原油期货价格跌成负数的情况。即使“OPEC+”达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但受制于疫情的持续恶化，全球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期内将难以改变，低油价在较长一段时间或成常态。在疫情前，BP公司对2021～2050年的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的预期为70美元/桶，而现在已将这一价格修订为55美元/桶。跨国石油公司面临严峻的经营压力，2020年上半年，荷兰皇家壳牌、BP、埃克森美孚、道达尔、雪佛龙和康菲石油六家跨国石油公司共亏损545.72亿美元，这是现代石油公司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半年报。
面对疫情引发的变局，全球石油巨头纷纷调整核心业务的布局，尤其欧洲三大国际石油公司去油气化、剥离高碳油气资产的趋势十分显著。2020年4月，法国道达尔公司提出“大能源公司”战略，将业务重心从石油板块转移，打造全球领先的天然气发电和新能源公司，预计2030年拥有20％的清洁能源资产。同月，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宣布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计划，开始筹建一个专注于清洁能源的业务部门。壳牌公司还暂停了墨西哥湾和北海两个大型油气开发，表示两个项目在目前油价的状态下毫无经济性可言。BP公司的转型决心更加坚决，于8月宣布未来不再新增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目的国；预计2030年石油和天然气日产量较2019年减少40%；持续扩大清洁能源的开发规模，到2025年公司两成以上的资本将用于低碳转型业务。该公司另一项指标性的行动是将其全球化工业务以50亿美元出售给英力士公司，终结自身“石化一体化”的产业链条，从下游环节减少对石油业务的依赖。在此次疫情中，一些公司已经收获业务转型的好处，如道达尔2020年上半年的石油零售业务下降了四成，但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电力板块业务收入却同比增长了21％，贡献了整体营业收入的40％。公司转型的步伐也并非全球一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两家北美公司暂无业务重塑的计划，仍把增加股息和提高石油产量作为投资重点。
多国追求疫情后的经济绿色复苏
不少区域组织和国家已经提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刺激计划，并将促进能源转型作为重点，有望为全球转型注入了更多动能。
欧盟及其多数成员国在绿色复苏方面最为积极。2020年7月27日，欧盟通过了数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经济刺激方案，这一由欧盟领导层和法德等大国竭力促成的方案，其核心在于保证欧盟转型速度不减缓，能源技术上的全球优势不削弱，欧盟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不因疫情而动摇。该方案中1/4的资金已明确用于欧盟的“绿色复苏计划”和公平过渡基金。“绿色复苏计划”早在2019年底开始启动，在疫情后仍被欧盟委员会列为“按原计划实施”的优先事项，主要促进三方面工作：一是建筑翻新，在近期优先对成员国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二是清洁能源及氢能，具体包括提供一项为期2年、装机容量15吉瓦的清洁能源招标项目，对氢能研究与技术创新投资6.5亿欧元；三是清洁交通，提出了清洁能源汽车采购计划、清洁能源汽车投资基金和扩建电动车充电桩计划，预计需投入1000亿欧元左右。公平过渡基金主要用于支持高度依赖化石燃料产业的地区发展低碳产业，目前批准的投资金额为174亿欧元。在成员国层面，德国于6月3日推出了一项1300亿欧元的刺激方案，包括氢能领域投入90亿欧元、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力度翻一倍、扩大海上风电装机等实施要点，旨在把应对经济衰退与发展低碳经济做紧密结合；法国于9月3日宣布了1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三大复苏任务之一为“推动实现法国绿色经济的领先地位”，计划拿出300亿欧元用于更环保的能源政策。
绿色复苏的趋势在世界其他经济体十分普遍。尽管特朗普政府一贯对清洁能源开发持消极态度，但在5月初，美国内政部以较高效率批准了该国最大的太阳能项目——“双子座太阳能项目”，内政部长戴维·伯恩哈特表示“项目的批准是特朗普向重启经济迈进和过渡的又一步”。在美国参议院，70多位共和党、民主党议员正在联合推动“美国能源创新法案”，该法案希望争取到超过240亿美元的财政授权，以推动清洁能源、能源储存、电网等关键技术的发展，两党议员也试图将法案中的内容尽速添加到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韩国政府于7月中旬推出投资规模达160万亿韩元（合946亿美元）的“绿色新政”，十大重点领域中有四个涉及能源转型，能源领域的具体目标包括到2025年清洁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270万千瓦；电动汽车及氢能汽车保有量分别达到113万及20万辆；投资24.3万亿韩元（合203亿美元）建设智能电网等。在非洲，低油价正在促使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苏丹、尼日尔、贝宁等国结束或减少燃油补贴，如尼日利亚在拖延多年后，终于在2020年7月宣布彻底取消本国的燃油补贴，此项能为联邦政府每年节省超过4亿美元。这样的动向将有利于这些国家增强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使清洁能源产业在一个更平等的市场环境下谋求发展。同时，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在疫情后都对本国清洁能源公司提供了纾困资金，帮助他们克服疫情所造成的供应链断裂或项目推进受阻的现实困难。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绿色复苏”的重要选择。在新基建的七大领域中，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和特高压都与能源转型直接相关。充电桩首次被写进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示“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预计未来十年，我国充电桩建设存在6300万个的缺口，形成一个万亿元级的市场规模，充电桩的普及又会促进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加速我国交通领域的能源转型。作为世界先进的输电技术，特高压是我国能源革命顺利开展的关键，尤其服务清洁能源的远距离消纳，支撑我国西南水电基地、“三北”新能源基地开发建设。为了响应国家战略，国家电网公司及时调整2020年特高压建设计划，将投资规模增加至1811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3600亿元。
提升国际社会对能源转型的认同与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威胁的放大器，凸显了人类社会在面对生存环境恶化时的脆弱与局限，也提醒着各国执政者和公众增强抵御能力、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紧迫性。目前，主流国际组织都在强调人类应正视目前所面临的各类环境危机（尤其日益失控的气候危机），呼吁各国执政者加大能源转型步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8月、9月的多个谈话中都提到“一个快速升温的世界可能会带来更多破坏，并进一步暴露出世界的破坏性失衡”，他号召各国应把复苏资金用于变革性的而非“小打小闹”的能源转型，建议发达国家应率先放弃新建燃煤电厂。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发表了“健康绿色复苏宣言”，建议各国政府的疫情复苏战略应“确保快速健康的能源转型”，“停止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化石燃料补贴”，这些举措旨在减少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从源头上减少未来灾难的风险。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提出了“3年3万亿美元”的绿色复苏计划，建议各国应建立更具弹性且更清洁的能源系统，在2023年前减排45亿吨与能源相关的全球温室气体，促使过去的2019年成为全球碳排放的达峰年。能源转型本身也是一场观念革命，这些跨国治理网络的倡导不见得会立即转化为各国的自觉行动，有些方案的理想性超过了现实性，但是有力的呼吁仍能促进各国决策者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夯实共识、加强协作，促进能源转型真正成为一场全球的集体行动。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有助于让广大公众更加重视科学界的声音，“在目睹疫情大流行之后，人们更容易接受科学家的警告，尤其是关于气候变化的警告，‘社会需要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观点正在成为主流”。
另外，缺电、少电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意识到清洁能源普及的重要性。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目前仍有5.7亿无电人口，仅有28%的医疗机构拥有稳定可靠的电力，1/4的小型诊所甚至完全没有电力接入。面对上述情况，分布式清洁能源技术能够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快速提升一些国家的医疗条件，尤其是在疫情时期保障呼吸机和医用冰箱的运作。目前，不少非洲国家积极推动清洁技术的普及，非盟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明确指出“能源转型在应对疫情和大流行后的复苏中居于核心地位”，联合国下设“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组织，正在为非洲一些国家医院建设光伏系统提供技术支持。
结 语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但从目前情况看，机遇面仍然大于挑战面，尤其发达国家迎来一波转型加速的机遇期，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转型的需求也持续增强。各国决策者、能源产业界有必要主动应对疫情造成的消极影响，完善全球清洁能源装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确保投资继续流向清洁能源和其他绿色产业。同时，也应科学谋划下一轮能源产业的发展战略，不断增强清洁电力高占比场景下能源系统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并为能源转型、全球气候行动建立更加有力的国际合作框架。
对我国而言，关键在于避免制定自相矛盾、不符合转型目标的能源政策，避免一方面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又谋划新建一批大型煤电项目，寻求对经济的短期刺激。在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至平价临界点的当前，抑制煤电扩张应该成为不可或缺的政策方向，为清洁能源的消纳提供充足空间，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的能源革命创造一个清洁主导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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