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的极夜

去年10月的时候，中国著名的织袜制造商浪莎集团的两位创始人—董事长翁荣金和总经理翁荣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军此前并不熟悉的太阳能光伏行业，成立浙江安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光伏圈内盛传，翁氏兄弟为此准备了10亿元现金，将购买100台相关设备。此外，浪莎也看好新能源产业的另一个领域：LED，同时组建了浙江蓝也光电科技公司。

这样的雄心在一年前的中国光伏市场上并不稀奇。分析师们说，2010年对全球光伏制造商而言都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景气年份，市场规模达到约600亿美元。这促使中国出现一波效仿的创业潮，其它行业的商人们纷纷创办小型太阳能制造企业。去年12月时，波司登控股集团与江苏康博科技公司宣布共同投资60亿元打造的年产6000吨的高纯硅项目，号称年产值可达100亿元。三星、友达光电、台积电等亚洲知名电子产品制造商也纷纷在该领域许以重注。

但现在，红灯却已亮起。受欧洲各国政府削减补贴和去年过度投资扩充产能的影响，许多光伏企业顿感措手不及。自今年初以来，太阳能电池和硅片现货价下跌约40%，已低于许多制造商的现金成本。整个光伏行业今年不会出现增长几成定局。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苏尼尔•古普塔(Sunil Gupta)更悲观地表示，光伏产业的发货量将在今年出现有史以来的首次下降，降幅达到12%。

被拦腰斩断的痛苦已令浪莎这样的后进入者陷于尴尬境地。今年8月的一天，当本刊记者探访浪莎专门用于光伏产品制造的四期工业园时，一幢建筑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6层厂房里还空空如也，只在一层的一个角落堆满了铝合金框，阳光透过四面墙上的玻璃窗照射进来，使得厂房更显空旷。与之毗邻的其它两幢厂房也是空无一人。而这三幢厂房此刻本应传出浪莎从切片到组件的光伏流水线的机器轰鸣。

“其实他们设备已经订好了，只是还没有配备到位。”一位知情人说，浪莎现在是骑虎难下，投了钱买了设备，但只要一开机就是亏损。

浪莎总经理翁荣弟并不承认这一切。他告诉《环球企业家》，从“十一五”规划公布开始，浪莎就开始关注新能源产业。翁说，浪莎现在还在观望，没投什么钱。浪莎新能源部部长周洪强向本刊记者证实说，他们是在订购设备时感受到了市场形势的逆转。“之前设备特别紧俏，提前半年才能订到货，到今年3月份时，突然很好买了。”周于是意识到市场热度已经降低，浪莎遂决定放缓光伏项目上马的速度。“如果市场继续低迷的话，是否对这块业务继续投入现在还很难讲。”周说。

最好是这样。

无锡尚德太阳能控股公司首席商务官安德鲁•毕比(Andrew Beebe)说：“我们见到了过去十年左右无节制的惊人增长，今后一年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太阳能电池板将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尚德和美国第一太阳能（First Solar）都已发出利润下滑的警报，后者今年第一财季利润已同比下降33%。

即使好消息看来也难以改变这一局面。8月1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今年7月1日及以后核准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以及7月1日前核准但截至今年年底仍未建成投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除西藏外上网电价均按每千瓦时1元执行。这预示着光伏行业期盼多年的1元上网电价时代正式启幕—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一直是尚德们梦寐以求之地。

但对新近计划投产的小型光伏企业来说，它们可能等不到日出了。达不到规模经济效益的这类企业极有可能被挤出市场。毕比说，供应过剩将推动“对质量的追逐”，并强化人们眼中的品牌差异。无情的优胜劣汰将使得尚德、英利和江西赛维LDK这样的大型光伏制造商强者恒强。野村证券分析师尼庭•库马尔(Nitin Kumar)说，二手太阳能设备的价格仅为一年前的一半，似乎表明制造商正在关闭工厂或走向破产。

一个中国光伏产业的分水岭正在出现。

日落之前

    此刻，与浪莎同病相怜者大有人在。

在浙江的另一个城市海宁，本刊记者见到了此前分别为李宁和阿迪达斯的袜子做代工的吴俞中和殷建忠，两人在2008年时就一起投身到光伏领域，吴做光伏产业上游的拉棒、铸锭，殷做中间段的切片。现在，殷投资的下游电池厂也即将投产。

殷建忠早年创办的康义纺织主要为李宁、KAPPA、优衣库的袜子做代工，一度KAPPA 70%的袜子均由康义生产。2005年底，尚德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创始人施正荣随即成为中国新晋首富。也在那年，众多浙江商人开始拎着钱袋冲进光伏产业。殷自然也不想放过这个看起来轻易赚大钱的机会，但由于高资金投入的门槛，他并未立即扎进去。

2008年，殷终于下定决心做切片。在他看来，这是个可进可退环节，符合谨慎稳妥的传统商业思路。“我只买切片的设备，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帮别人做加工。”殷初期投资3000万元，是其康义纺织全年收入的一半。

当年6月，殷成立万邦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选址在离康义纺织不到3公里的海宁郊区的永胜村。他一边进行厂房的基础建设，一边开始订购设备和招人。当时硅片价格还高达58元/片。

但3个月后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全球光伏产业的震荡。半年时间，硅片价格即从58元/片跌至14元/片。

殷当时暗自庆幸自己足够幸运。金融危机爆发于他的企业筹备期间，而最初不敢高投入囤积原材料，恰好让他躲过这一劫。

令人惊讶的是，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光伏行业复苏的速度如此之快。2009年7月23日，殷投产时，恰逢市场回暖，随后就迎来了最火爆的2010年。

殷建忠回忆，去年市场最火的时候，客户直接问万邦宏的产能，意欲产多少买多少。万邦宏每月能生产220万片硅片，约给每个客户供应30万片，每月可以发三次货。去年一度有客户在月末就把下个月硅片的账款全部汇给殷，以求发货量能够保证。

加工一块硅片两元的利润，让万邦宏每月盈利400多万元，两个月的利润就相当于殷建忠做袜业一年的利润。殷也因此把主要精力放在光伏上，袜业交给夫人来打理。

殷建忠在光伏领域的发迹故事，很快引起了他以前纺织圈内的朋友一拥而上。

吴俞中20岁即开始从事袜业，与阿迪达斯的合作时间超过了10年，现在合约已经签到了2018年。不过，去年7月，吴还是冲进了光伏产业。

“袜业这块已经非常稳定了，我想投一些新兴产业，去年光伏市场又很好，毕竟我们圈子里的殷总已经率先做了。”吴俞中告诉《环球企业家》。吴回忆说，去年4月16日，他和殷在一次饭局上聊到光伏产业前景，这让他心潮澎湃。回家后，他细想了进入光伏领域的可行性，并找到中国袜业前五名的耐尔袜业创始人董小良咨询。在聊的过程中，董不仅支持他进入光伏领域，还表示愿意出资，成为原始股东。

随后，吴俞中又找到了海宁光伏第一人—超达经编董事长章宝阳。章对吴说，光伏绝对是有发展前景的。章进而说道：“既然你们年轻人来做了，我也投资入股 吧！”

在短短5天内，吴咨询一个人，就增加一名股东。这让他彻底下定决心投身光伏领域。吴和另外三名股东初始投资2.2亿元，选择的领域则是偏上游的拉棒、铸 锭。

这一业务属于资金投入较高的一环，因为上游原材料为硅料，而硅料供应大部分在国外且十分紧俏，往往需要预付上亿元的订金。另外，硅锭（拉棒、铸锭生产的产品）是殷建忠切片厂的上游原料，一来保证切片厂原料供应，二来也不用担心新企业产出硅锭的销售。

吴的如意算盘可以说是精打细算。他算了一笔账，按照2010年的市场行情，投产之后每年能够实现7亿元的销售额，1.5亿元的利润。

如此烈火烹油的景象让海宁这个此前没有任何光伏产业基础的城市就此鼓噪而动。前海宁市经贸局行业管理科科长宋建荣告诉《环球企业家》，2009年，海宁市政府对光伏企业在税收、技改、人才引进、认证和展会五项上均设有补助，属于浙江省的地方政府里补贴最全面的。当年海宁仅14家光伏企业，但到今年已超过40家，而海宁市政府正规划到2012年把光伏打造成为产值达300亿元的第一支柱产业。

一位海宁当地的光伏生产商描述去年光伏盛宴的情形时说：“就像地上都是钱，就等着你去捡。”

去年10月，浙江光伏中小企业联盟在苏州开了一次年会，光伏生产商们都非常兴奋，大家讨论的话题为各自在光伏上投资了多少，都野心勃勃地都想大干一场。晚宴结束后，大家迟迟不肯散去，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居然去舞台上一首首地唱起歌来。

殷建忠记得很清楚，去年11月30日时他还接到客户电话要求补货。但到了12月2号，短短三天时间，他生产出来的硅片就没有客户要了。接下来，硅片价格开始急剧下跌。半年之后，从21.7元/片下跌到11.5元/片到11.8元/片，跌幅近一半。

“我们做得比较早，累积了一些客户资源，才能在别人亏的时候勉强保本，今年3月份以后投产的基本上都是亏本的。”殷建忠说。

吴俞中的拉棒厂在今年2月硅料价格为66万元/吨时囤积了20吨硅料，但现在硅料价格已跌至40万元/吨，直接导致亏损500多万元。吴的工厂在今年4月投产后，现在仅能维系生存。若不生产，更面临每月200多万元的固定投入黑洞。

据《环球企业家》了解，海宁某规模较大的光伏生产商，十条生产线仅仅开了一两条。海宁有几家从广告、服装领域转型过来的光伏企业，现在也像浪莎一样处于观望之中。浙江湖州市已经有两家光伏企业退出。

“现在虽然是夏天，但是这个行业的人都还在过冬，很冷，很不舒服。”吴俞中说。市场大环境不好，吴更多在生产过程中寻找成本降低的空间。他观察到，在拉棒过程中，一次放入炉中的硅料量的不同导致成本不同。最初硅料量是105公斤，后来提升到130公斤后，使得每个月成本降低20万元。

心情最糟糕的那段时间，吴俞中在家的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太阳来鼓励自己。

光伏市场之所以在短短半年内下跌如此厉害，最直接的动因为欧洲光伏市场补贴下调。2010年光伏装机量排名前两位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由于光伏补贴政策的变化，两国在2011年上半年的安装量大幅下滑。

今年5月，意大利批准了新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补贴法案：对太阳能发电的补贴将持续到2013年，但补贴比例逐渐降低。其后，补贴将与一定规模的装机量挂钩。意大利政府准备将每年用于太阳能发电补贴的资金限制在60亿到70亿欧元，一直保持到2016年。

德国在今年2月通过光伏上网电价下调方案，2011年中期上网电价下调幅度根据今年3月到5月的装机规模来确定。只有当年装机规模低于3.5GW，才不会下调光伏上网电价，否则装机量每增加1GW，光伏补贴下调幅度将增加3%。从远期来看，德国政府希望将安装上限控制在3GW到5GW。

一边是欧洲市场补贴下调后市场需求不增甚至减少，一边是去年市场火热，一线企业的产能扩张，以及蜂涌而入的新进入者，使得整个市场的供给量在一年之内几乎扩充了一倍。如此形势导致了供求关系的完全逆转，光伏产业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

从人员招聘需求上也可见一斑，浙江省光伏中小企业联盟会长罗之彤介绍，过去是企业愿意花高薪聘请技术和采购人员，而现在则需要的是国际销售和品质管理人才。

而在这市场波动的过程中，国内企业开始大面积地降价以求自保。一批知名的国内光伏生产商扎堆欧洲港口，他们直接与客户交易，基本上就是相互压价。索拉贝特总经理邵宏政上个月去欧洲走访客户时，客户告诉他，一个礼拜之内有30多家中国光伏组件生产商给他发邮件报价，价格一家比一家低。

“现在只想着生存。只要有生意做，没有利润不要紧。”邵宏政说，这种恐慌性抛货也造成了光伏产品价格的急速下跌。

更严重的是，小型光伏制造商除了忍受随时波动的产品价格外，更会被企业内部的资金链掐住脖子。

海宁一家光伏企业去年曾向银行成功申请到2亿元贷款，然而今年银行仅批了4000万元。“这还是因为我们信用好，现在其它光伏企业根本不可能贷到款。”这家光伏企业负责融资的董事说。不过，恶性循环，这家光伏企业还有4600万元应收账款在外。

自我救赎

    邵宏政比喻说，过去光伏产业是伴随龙卷风，一群鸟飞过来，中间还有猪，猪能飞起来是龙卷风刮上去的。现在是风停了，鸟继续在天上飞，而猪则掉到地上就摔死了。

“想投资光伏的企业我都要问它，你的技术、资金在哪里。这不是几千万元、几亿元进来玩一把就可以的。”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告诉《环球企业家》。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认为，中国光伏行业已到了整合的时间点。一线企业过去订单执行不完时，还会找小企业进行OEM代工。而现在整个价格压低后，利润也低，且争抢客户中更得保证质量，不敢再交给小企业代工来做。

“好几百家企业，不可能家家都生存。新的行业一涌而入之后，肯定经历洗牌，剩下十几家企业生存。”王斯成说。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则做出更细致的预测：现在1000家光伏制造商，经过未来十年行业整合会缩减至30到50家，其中核心产品段的制造商大概只会有10家左 右。

收购整合在所难免。专注于清洁技术投资的易凯资本董事总经理赵文挺告诉《环球企业家》，大企业不会对同一链条上的小企业感兴趣。这些小企业要么死掉，要么被想要涉足光伏制造领域的国企兼并收购。

赵认为，国内光伏上网电价确定之后，很有可能沿袭风电的发展路径。国有企业从下游电站运营开始，再渗透到制造端，成为光伏制造业的主力。“如今单纯地在非上市的光伏企业中进行VC或PE的投资者，越来越少。”赵说。

英利董事长苗连生前段时间公开表示，低谷期对有准备的企业来说，恰恰是机遇。当行业暴利的时候，必然是拥挤的时候。优胜劣汰，剩下的才是精英。经过一轮洗牌后，行业的门槛被提高，只有那些有实力的公司才能真正做强做大。

强者恒强，弱者呢？

只有自救。2000年上市的海宁天通创办于1984年，主要业务为电子材料和高端装备。天通董事长潘建清早在2004年就曾做过光伏的调研，在他看来，当时光伏产业资金门槛高、市场容量小，于是没有上马光伏项目。随后几年，国内光伏制造业规模的越来越大，潘做光伏的念头越来越强烈。2009年底，他开始决定涉足光伏领 域。

潘让天通光伏事业部总经理助理滕斌带领一个前期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进行为期半年的调研。“当时各种各样背景的人都来搞光伏，都扯不上半点关系。”滕斌 说。

滕深深感到这个行业的无序和不成熟。光伏行业里，几乎都是毕业四五年的大学生，但恰好赶上了好时候。传统行业从业十年也不到20万的年薪，但在光伏行业同样资历的年薪就能超过30万。在新企业大规模成立、高薪聘人的环境下，从业人员通过跳槽就能实现工资翻番。

滕斌说，行业里的人心态都特别躁动，人员流动率很高。浙江昱辉阳光董事长李仙寿今年7月29日在微博上曾经写道：“我花血本培养的技术负责人背叛公司，带技术跳槽，我曾经无限信任这些年轻人，结果我很受 伤。”

2010年6月，天通开始进入筹备期，上马50MW的电池片和组件项目。最开始滕斌以为光伏行业技术门槛很高，从天通的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四十八研究所引进了一位28岁的工程师做技术团队的负责人。后者带领一帮刚毕业的20多个大学生，在四十八所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培训。就是这样一个团队，也能将到位的设备调试成功并进行电池片的生产。

2011年元月18日，天通电池片生产线正式投产，但现在，其虽能满负荷运转，但库房里却堆积了还未售出的100多万片电池片。

在滕斌看来，天通这样的小型光伏制造商现在必须苛求于技术和质量以获得市场的生存空间。“我们拿国内最好的产品，与我们和三菱合作生产的产品做比较，我们的效率要好。”滕斌说。三菱现在正计划把拉晶炉的生产基地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天通希望借此能掌握到三菱的技术。

索拉贝特总经理邵宏政说，索拉贝特更看重拥有一个丰满的销售网络。

在其它中小企业还在以每年参加国际展会的方式获取订单时，索拉贝特已经采取在国外设立分公司、仓库、当地服务团队的方式来拓展海外市场。邵宏政更进一步的计划是，要在每一个地区设立代理商和销售商，建立起完整的市场网络。现在，索拉贝特已经在德国成立了分公司，在意大利成立了办事处，且都是招聘当地团 队。

专注技术研发、开拓海外市场，这些在一线光伏企业中早已被实践证明的可行方式，正在被中小企业模仿学习。

浙江省光伏中小企业联盟会长罗之彤说，中小企业在光伏行业内也有自身的特点，积极、生命力旺盛、成本低廉，只是单个势力难以与大企业抗衡。他希望该联盟能让这些企业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用较高的质量标准来彼此约束，以此抱团取暖。

但瑞信分析师Darryl Cheng说，从长远来看，太阳能产业的整合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市场规模逐渐变大，成功的企业将需要规模经济。单打独斗的光伏企业未来可能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环境。”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