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午铭：造中国人自己的大型风电机组

欧洲是风电的起源地，也曾是风电全产业链毋庸置疑的引领者。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风电从设备到运维都必须依靠国外力量。负重前行10年，于午铭和同事们守着我国最早的大型风电场——新疆达坂城风电场，一点一点积累了起步的运维经验，并依托凝聚在这里的实践，在600千瓦的大规模风电机组赛道上，实现了90%以上的国产化率。这里造就了中国风电第一家上市公司——金风科技，也开启了中国在世界风电图谱上的最初笔迹。

▲2023年7月，于午铭在新疆乌鲁木齐接受课题组专访（摄影：李娅玮）

几十年后回头看，于午铭才发现，人生中最重要的华彩乐章，竟然来自两大意外。

1959年，一心想上西安交通大学的于午铭，和300名同级的陕西考生一同被改派到了当时的新疆学院，学习电机与电气制造。虽然与理想中的大学擦肩而过十分遗憾，但在于午铭的心中，新疆这地方“有葡萄干吃”，也有独特的吸引力，于是欣然前往。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30多年后，又一个意外从天而降。50岁的于午铭被急调接管新疆风能公司，不由分说、临危受命，从水电转行进入风电。从半百到花甲的10年，他一步步走向中国大型风电机组国产科研攻关和市场化、商品化的前沿，并亲手缔造了后来的中国风电第一家上市公司——金风科技。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要发展风电，从设备到运维都必须依靠国外力量——机组只能进口，运维经验几乎为零。在那萌芽的10年，于午铭和同事们守着最早的大型风电场——新疆达坂城风电场，一点一点积累了起步的运维经验，并依托凝聚在这里的实践，率先完成600千瓦风电机组国产化研制，使其国产化率在两年之内达到90%以上。

今天，全球市场约三分之二的风电设备来自中国。风电行业的外企时代彻底终结。

这早已不是他个人的命运齿轮。

今天，金风科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风电机组，代表着全球风力发电领域最具前景的技术路线。于午铭是那个最初的“保育员”。一切其实都不是意外，只是命运在最重要的时间点，总是引而不发，默默准备了神奇的考验和奖赏。那个曾经用葡萄干的美味化解了遗憾的少年，18岁只身来到新疆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在这里娶妻生子，有了一个大家庭。70年过去了，他成为深深扎进这片土地的一根桩基。

今天，当他带着孙子走在乌鲁木齐街头，谁也看不出这是中国风电发展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年过八十的他，依然能准确说出当年设备制造的工艺细节和风电场几次险情的具体原因，而且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此时，时间长河里的那些搏击、攻坚和冲锋，就显现出了它们的力道。

中国大型风电的“种子”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两个眼睛真漂亮！”

在大部分中国人心中，这是新疆小城达坂城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它连接着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是两大盆地冷热气流交换的通道，因此是风力发电的风水宝地。这里是中国第一座大型风电场所在地。于午铭把它比喻为“种子”，他说：“在中国，凡是搞风电的人几乎都来过达坂城；凡是中国搞风电的地方，也几乎都可以找到新疆人的身影。”

1987年，中国和丹麦联合评估团来这里实地考察风区。丹麦官员看到在常年大风中树身已经倾斜的树木，连喊：“Stop，Stop！（停，停！）”他们一边照相，一边感叹这里风能资源绝佳。丹麦政府随即追加了赠款额度。

1989年，风电场的早期建设中，有不少“达坂城的姑娘”。她们和男同事一样，每个人分工开挖100米长的电缆沟。

今天的达坂城，已实现城区100%绿色电力供应。最初接受丹麦援助的13台机组，已经淹没在风机的“白色森林”中。

更加鲜为人知的是，这13台机组是“水电生出的孩子”，脱胎于水利和电力行政职能分割之前的新疆水利水电研究所，是水电工作者因地制宜开发新疆风力资源、积极承接国际技术转移、引入丹麦风电设备的成果。就连成立于1988年的新疆风能公司，也是为了更好地承接丹麦政府的赠款。

这些水电人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摸索开启的，是一幅何等宏大的画卷。

1989年10月，达坂城一期项目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2050千瓦，是当时的亚洲之最。风电场用的是丹麦机组，取得了很好的试验数据，被国外专家称为“中国的加利福尼亚”（当时全球最著名、规模最大的风电开发中心）。然而，建成不到两年，它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当时中国还没有扶持新能源发展的政策和市场机制。风力发电只能按照小水电电价——每度电0.057元售出，连折旧成本都不够，更不用说获得利润了。

▲1989年，亚洲最大的风电场——达坂城风电场（供图：于午铭）

最初推动项目上马的元老王文启，带着一批骨干调入新疆电力局。水利厅舍不得自己“亲生”的达坂城风电场，虽然艰难、迷茫，却依然要把这个孩子“养”下去。于是，50岁的于午铭临危受命。1991年春天，他被调到新疆风能公司，首要任务就是想办法“养活”这座风电场。从签发任免决定文件到上任，仅用了三天时间。他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基本上一无所知的新领域。

那时，在国内能找到的全部技术资料就是华北电业管理局依托八达岭风电试验场编辑发行的《风力发电》杂志。于午铭跑到编辑部，抱回了自创刊起的全套杂志。1991年的春天，他白天想各种办法给风能公司开辟收入来源，晚上泡在《风力发电》杂志里。除了从事老本行——水电咨询、设计、技术服务，于午铭和同事们还用大吊车去市场上“接活儿”，做过通信公司，开过加油站，逼着自己开辟各种商机，确保达坂城的风机叶片一刻不停地旋转。从乌鲁木齐的公司所在地到风电场，相距40千米，他们用脚在这两点间反复画线，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商业机会的灵感。比如，他们给偏远山区和水电站做通信组网设计，灵感就来自达坂城风电场的通信不畅。最初，值班人员只能通过无线对讲机在定向天线下面喊话和40千米外的乌鲁木齐同事联系，一旦城里的办公室没人，通信就中断了。值班人员想，假如对讲机可以接入有线电话网，在风电场用对讲机拨号，那么就能用家中的座机接听了。时任新疆风能公司副总经理武钢当即与团队研究落实，规定成本不能超过1000元。最后，他们实际花了800元，就让对讲机有了“大哥大”的功能。顺着这一方向，他们开始为新疆偏远山区和水电站做通信组网设计。因其物美价廉，一时业务繁忙。

新疆风能公司还在通往达坂城风电场的公路边开了一座加油站。润滑油是风机的易耗品，达坂城风电场最初使用的是美孚润滑油，生产技术科长王进想寻找成本更低的国产替代品，为此去了兰州炼油厂和独山子炼油厂，意外发现石化这行利润丰厚。当时，国家放开加油站经营限制，而距离风电场3千米、南北疆交通要道的312国道旁，正好有一座公路加油站。新疆风能公司投资买下这个加油站。王进这个风电生产技术科长，就地兼任了加油站站长。加油站第一年营业赚了12万元，最多的一年赚了150万元。就这样，跑市场、搞经营，最终单独核算、结余有分红，大大小小开了近十家公司，大部分都赚了钱。四年时间一晃而过，公司收入从1991年的14万元增长到1994年的500多万元，员工工资从人均2117元提升到了7032元。新疆风能公司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单位。达坂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一刻未停。

1996年，风电终于能卖出更高的价格了。新疆物价局将达坂城风电一场的上网电价由0.057元/度逐步调至0.48元/度，发电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公司也渡过了生存难关，重新聚焦风电主业，抓住德国政府“黄金计划”援助项目的机会，引入3个厂家的8套德国机组，风电装机容量大增，也锤炼了自己的技术人员和吊装施工队伍。达坂城风电场，从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了“辫子长”“眼睛漂亮”的少女。

1998年，首台国产600千瓦风机在这里投入运行。2005年4月，1.2兆瓦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在达坂城风电场试运行，成为国内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兆瓦级风机。达坂城风电场成长为中国风电行业里毋庸置疑的标杆。如果新疆风能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运营失败，后面的这一切都难以想象。

冰疙瘩与取暖器

1996年1月，从德国订购的两台大机组，经过十天的铁路颠簸，被运到了新疆。

“没有磕碰吧？”于午铭关心地问。

“放心，没有！”韦超和张华，两位跟车的新疆风能公司员工站在他面前，满脸黑灰，只看到两只眼睛在闪亮。他们十天没有洗脸、刷牙了。从德国雅各布斯（Jacobs）公司进口的风机，在天津塘沽港卸下后，走铁路穿越中国腹地，被运到新疆。韦超和张华坐在火车的露天车皮上，在一月时节穿越了上千千米的西北高原。滴水成冰，没有热水喝、没有热饭吃，干粮拿在手上就已经冻成了冰疙瘩。

之所以要这样运输，是因为这两台机组采用主轴和齿轮箱一体化的设计，结构紧凑，但刹车时受力冲击大，容易损伤部件，德国供货厂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机组处在低速转动状态。为此，运输车皮上需要安装蓄电池、电动机和传动装置，这就要求必须有人跟车控制、随时检查。又因为设备尺寸较大，无法完全装进车皮，跟车人需要坐在露天的火车上，确保设备不间断地稳定运行。

和机组设备几乎同时到达新疆的，还有一台小型取暖器。这东西当时在国内很少见，大家忍不住好奇地围观。

原来，这是德国供货商为他们的员工配备的。这位德国工程师来中国指导安装与调试，与我方人员一同开展现场工作。因为时值严冬，德国供货商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台小型取暖器。

电场的技术人员、老师傅和工人们，围着这个新鲜的小电器开了眼界之后，转身走进戈壁、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于午铭在他们身后热泪盈眶。

令他感动的，不仅仅是这群电场值守者的坚韧，更有中国式的智慧和胆略。让他印象很深的，是吊装时的一次排险。

当时在新疆，根本找不到能吊起风机那样重量与高度的吊车。老师傅们采用中国传统的抱杆滑轮组起吊方式，俗称“甩头豹子”。起吊过程中发生了一次险情：重达20吨的机舱起吊到一半时，挂在主钩上的钢丝绳滑动了一下，本该处于水平状态的机舱随即发生明显倾斜。现场的外方工作人员马上本能地闪躲，一名工人师傅冒着危险爬上起吊中的机舱，挂上一个“吊葫芦”（手拉导链），把机舱位置矫正到水平状态，让吊装继续进行。

站在地面上的于午铭捏了一把汗，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工人师傅。后来，那台远道从德国运来的小型取暖器并没有派上大用场。

三台机组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完成吊装并投入运行。外方人员打电话向德国老板报告进度时，Jacobs先生一时不敢相信，反复确认是完成了一台还是三台。

怀着援助者心态来到中国的外方人员，看到了“甩头豹子”的智慧，看到了在机舱倾斜时勇敢爬上去的中国工人，看到于午铭为了筹措资金的左冲右突、上下求索，看到了一个资源丰沛的市场处女地，看到了勃勃商机，也看到了中国向世界张开怀抱的殷切眼神。

后来，德国雅各布斯（Jacobs）公司主动向于午铭提出技术转让的意向，成为后来600千瓦国产化机组的第一批图纸。

哪里有什么意外，命运从来是山重水复中的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一半工程师、一半商人

1992年春，达坂城风电场突发险情。

进口的100千瓦机组，机械内部的刹车液压系统失灵，叶尖释放的刹车降落伞瞬间损毁，风机叶片无法制动，进入失控状态。巨大的震动，使几十米外的地面都在震颤。当时的风电场场长武钢爬上了23米高的工作台，冒死用撬棒撬、用千斤顶顶住刹车，排除了险情。放到今天，这样的处理方式甚至是违反安全规程的。运行维护进口机组，不是一件容易事。一旦设备遇到故障，只能找国外工程师，其单次服务费相当于100多名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而且，即便是一个塔筒上的小零件，排期维修都需要等半年之久。买设备贵，运行维护贵，无形的成本更高。

当年曾经有一种说法：“凡是塔架上漏油漏得黑乎乎的，就是国产的（机组设备）；凡是塔架上干干净净的，就是进口的（机组设备）。”还有人说，我们“既要有宝马奔驰，也要有夏利这些”。“宝马奔驰”指进口设备，“夏利”指国产设备，其中对品质和价值的判断不言自明。

国产化已成中国风电行业的切肤之痛。1986年“七五”科技攻关计划中就列入了55千瓦风电机组研发项目，“八五”期间确定了200千瓦风电机组的科技攻关，但这两次都没有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生产。十年之后，风电工作者们终于将这个目标推进到了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前夜。

1997年开始，国家计委提出“乘风计划”，设想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推动本土风电机组制造业高起点发展。

于午铭满心欢喜地去北京叩门，却接连碰钉子。

在他们找到国家计委之前，“乘风计划”已经确定了实施单位，是两家军工国企分别和国外公司组成的合资公司。于午铭得到的回绝很干脆：“不要说我们的招标已经结束，并且选定了两家公司，就算才开始招标，也不可能考虑你们。这么大的项目，国家怎么可能放到你们那么边远的地方呢？”

当时，国家科委已经把大型风电机组的研制列入“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就算希望为“九五”科技攻关项目供货，这支新疆团队仍然不被看好。

命运的齿轮再一次神奇转动。用于午铭的话来说，“瞌睡遇到了枕头”。德国雅各布斯（Jacobs）公司经历了与新疆风能公司的几次顺畅合作后，主动抛来了橄榄枝，询问于午铭是否有意承接大型风机技术转让。双方仅用两天时间就确定了引进协议的基本框架，又经过在德国的两周洽谈，将引进600千瓦机组的合同最终确定下来。这份合同，将“乘风计划”原本选定的那两家实施单位远远甩在了身后。

从德国返回北京，于午铭一刻未停，直奔国家科委。

当于午铭将合同摆在国家科研攻关项目负责人的面前时，他们又惊又喜，惊在国家计委此前确定的两个单位还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机组，新疆这个“边远地方”的团队竟然已经把成熟的合同签回来了；喜的是无论如何，这是全国第一家签到引进合同的企业，国产化进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新疆风能公司就这样硬是拿到了一张“入场券”，成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替补队员”，再成为“正式队员”。等到“九五”科技攻关合同正式签订下来，已经是1998年了。

此时距离项目收官，只剩两年时间。

于午铭的面前，还摆着资金难题。1996年新疆风能公司才摆脱生存问题的困扰，全年收入也不过500多万元。新的技术引进需要4500万元的资金量，银行贷款可以解决2500万元，还有2000万元的缺口。

▲1997年7月，于午铭与德国雅各布斯（Jacobs）公司签订600千瓦风电机组引进合同（左一为于午铭，右一为Jacobs先生）（供图：于午铭）

没有别的办法，这个项目必须在科研攻关的同时作为一个投资建设项目来实施，必须讲求经济效益、争取投资回报。于午铭在内部成立攻关机构的同时，对外履行了建设项目的一切报批手续，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实施方案，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取得了进口技术与设备税收优惠。

然后，他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是工程师、研究人员，一半是商人、创业者。一半时间，用来和同事们研究消化几大箱德文和英文技术资料，一半时间，千方百计去筹钱。山重水复之中，这个工程师出身的探路者，开始亲手操盘十年前第一次听到的那个概念——“股份制”。

1998年，新风科工贸在乌鲁木齐注册成立，由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经营积累）、职工（现金投入）共同投资入股，按照同股同权同责的原则进行经营管理，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并在之后不断获得资金的注入。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西北，由职工集资入股的办法，曾被斥责为“胡闹”。于午铭已经拜访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几乎所有具备资金实力、可能洽谈投资或合资的机构，但都没有结果。要拿下国产化科研攻关，已经没有退路。

他又一次来到达坂城风电场。那时，每天只有一趟公交班车能从乌鲁木齐到达达坂城风电场。如果赶不上，就要坐火车到芨芨草子火车站，然后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才能到达。来新疆风能公司近10年，于午铭有不少节假日是在风电场度过的，最初是因为安静，可以不受打扰地赶写材料或者看技术文件，后来就成为习惯，并喜欢上了风电场的生活。

十来个人常年在这里值班，吃住工作都在一起。每天日落的时候，雪山与彩霞辉映。夜里风声有如狼嚎，却也别有韵味。达坂城风电场专门设了“英语角”，值班之余，场长要求大家学英语、练英语，进而翻译国外的风电资料。

所有人的心血，都凝聚在这里。

爬上风机用千斤顶排险的场长武钢、去找润滑油货源却意外发掘了加油站商机的生产技术科长王进、在寒风中坐露天车皮的韦超和张华、带来“甩头豹子”的老师傅，还有全公司英语水平较高的年轻人李力，跟随于午铭在德国谈判时，白天做翻译，晚上整理合同。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于午铭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公司渡过难关之后，他曾组织过全体讨论，集思广益，大家也认为新疆风能公司只有一条路——做国产风机。

1998年6月，一次重要的股东大会在达坂城风电场召开。新疆风能公司当时仅有的100名职工，一举凑出了353万元股金。于午铭还向新疆风能公司的娘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系统吸引来了497万元职工集资款。2000万元的资金缺口，靠众人拾柴、聚沙成塔，解决了850万元。

锐意创新、敢为天下先，也正是那个年代的风尚。1997年，中共十五大肯定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实现多样化，股份制开始积极试点。1998年，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接着展开。在达坂城，为了实施股份制而成立的新风科工贸，后来脱胎成为风电巨头、上市公司——金风科技。

“替补队员”的冲刺

200多份招标邀请发往全国各地，不少受邀的企业却没有信心承接，最终34家企业参与投标。一点一点地，最终每个关键部件都有两个以上的厂家合作攻关。有些工厂说：“先不提钱，我们先试着做，做出来你们试试看行不行。”

这就是国产化科研攻关之路开启时的境况。国外企业曾质疑中国人“发电机、齿轮箱、电控系统、叶片等五大部件一个也造不出来”。这是来自对当时中国工业基础现实的印象和判断。

老路子肯定行不通。于午铭回忆道：“传统计划经济下，研制某种设备基本上都会采取‘大而全’或者‘小而全’的模式，我们从一开始就摒弃了这种思维，提出要广泛依靠社会化市场化协作，自己只做最核心、最擅长的事。”底气从何而来呢？

于午铭后来说：“看完他们的工厂（Jacobs公司在德国的制造厂），我对国产化这件事的信心就更足了，因为他们制造风电机组的车间并不大，人员也不多，自己主要做总装及销售。在新疆建设一个类似的，甚至条件比他们更好的总装厂是没有问题的！”他的打算是，就算我们只做到70%自产，其他一些零部件靠进口，也是很大的进展。“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国产化攻关模式应运而生。

一手抓风电机组设计与制造的核心技术，另一手抓机组的总体装配、试验检验、销售服务等；“中间在外”指机组零部件制造要充分利用全社会资源，通过市场协作的方式来解决。按于午铭的说法，设计和市场一定要牢牢攥在自己手里，零部件生产则要用“他山之石”。事实上，这也是被后来一系列国产化进程反复印证的有效路径，今天继续在大飞机等最前沿的工程制造领域发扬光大。

在这样的思路下，新疆风能公司在1997年底编制了机组零部件的9套招标技术文件，面向全国公开招标，34家国内知名企业参与了投标，“我们就通过这种市场协作的方式，动员全国机械制造力量投入大型风电机组的国产化研制”。每个关键部件都有两个以上的厂家合作攻关。为了解决600千瓦异步电动机在发电工况下的工作问题，他们辗转联系到异步电机设计与制造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张文书；为了破译并消化电控装置，他们从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寻找外援并拉来了新疆工学院的索南加乐博士。

每天都在排除故障和解决问题中度过。用在电机中的一段20厘米引线，因为最初的方案过细、载流量不够，一运行就温度过高，反复检查无果，直至返厂检修才发现问题。

整机总装与调试中遇到的困难更多。刚开始投入运营的机组中，频频出现齿轮箱因温度过高而不断报警的问题。来回检查齿轮箱却找不到问题，最后发现是因为机舱内部通风设计不合理、通风量不足，造成舱内温度过高。技术团队试了各种办法来检测、调节机舱内空气的流动走向，最终问题得以解决。

在征服一个又一个故障和问题的过程中，围绕风电机组的工程经验像星火燎原，最终的进展速度令人震惊。第一批生产的两台机组整机国产化率为36.5%，并在1998年7月并网发电。第二批的三台机组整机国产化率提高到53%，在1998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第三批的四台机组则在1999年11月前先后投入运营，整机国产化率达到了78%，超过了国家攻关计划的要求。

两年时间，就迎来决定性的胜利，这超出了于午铭的预想。

2000年，在保定550厂（后来的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努力下，原先最为担忧的叶片也研制成功并安装在国产化机组上，国产化率飙升至96%。在同年8月底，项目第十台机组并网发电。

又是冬日的达坂城。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国家计委、水利部、国家电力公司领导及风电专家们郑重做出鉴定结果：“600千瓦国产化风机结构设计合理，性能可靠，达到了攻关合同的各项指标，是国内首次研制成功的600千瓦风机，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较大的推广价值，填补了国内空白，整机性能和引进的风电机组相当，属国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鉴定验收。”

达坂城风电场逐渐走上前台，这位俏丽的少女，一点点被揭开面纱。2000年，她迎来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乘风计划”的负责人周篁和基础产业司司长宋密。为了一睹国产化零部件的运行情况，周篁爬上了运行中的风机。43米高的风机机舱，相当于15层楼高，全程通过垂直钢梯上下。眼见为实，周篁心服口服。于午铭团队正式被列入“乘风计划”。最终，是这个“替补队员”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于午铭在“600千瓦国产化机组”验收鉴定会上做攻关工作汇报（供图：于午铭）

金风启航

今天，每当听人说到承德，于午铭会两眼猛地一亮：“你是承德的？”

“承德”这两个字，对他有特别的意义。攻克国产化机组制造后，他们从承德迎来了最重要的一位买家——承德红松洼风电场，一次性订购6台。“这场仗打赢就有未来，打不赢我们就完蛋了！必须破釜沉舟！”

这是风电机组从试验场到商品化的关键一跃。首批出货机组的电控系统，遇到低温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为了确保系统百分百稳定，公司派驻技术人员实时监测机组试运行，在承德项目完工前，几乎所有骨干员工都在现场住过马棚。

2001年9月2日，6台机组完成组装，从达坂城出发，前往承德，走向全国市场。正是在这一年，新风科工贸整体变更，设立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年，金风科技卖出了167台风机，2008年向古巴售出6台750千瓦机组，开启了海外征程。它投放到巴基斯坦的一批风电机组，在南亚4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常年保持稳定的发电性能，一战成名。

▲使用600千瓦国产化机组的河北承德红松洼风电场（供图：于午铭）

2007年金风科技在A股上市，2010年在港股上市。如今，金风科技的产品已遍布六大洲40个国家，成为国内风机企业出口的第一大户。2013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前十名中，已有超过一半是中国企业。2024年5月，金风科技在巴西完成首个海外风电总装厂的收购。国产化的意义，是风电单千瓦造价从最高的8000多元下降到现在的2000元。在中国风机企业持续的努力下，成本还在不断降低。

几十年后回头看，一路走来的“九九八十一难”，缺了其中任何一个，可能都不会在30年时间里，把一个偏居大西北、原本仅几十人的科研项目攻关组，造就成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与海外、员工一万多人、2023年按年新增销售机组容量排名全球第一的大型风电设备制造企业。

晚年的于午铭写下他对“金风之路”的思考：“金风科技的前身新疆风能公司、新疆风能研究所源于水利系统，既缺乏机械制造行业的基因，又没有电力行业的背景，局外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风科技是非电力行业搞风电、非机械制造行业造风机，‘出身’存在先天局限。更重要的是地处边远的新疆，给人的印象就是落后、荒凉，一种典型的说法是：‘新疆嘛，养羊、种瓜还差不多，造什么风机呢？’就是在这些先天资源困难条件下，金风人坚定地秉承‘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迷信、不畏难，胸怀‘担当起民族风电制造业领军者重任’的崇高信念，大胆进行机制、管理与技术创新，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经历了国内第一个商业化运营的达坂城风电场建设过程，具备风电项目开发、运营管理、吸收消化国外风机技术等方面的经验，又能切身体会风电场建设业主的心态和需求等优势，硬是脱颖而出，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远离祖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疆，催生出了一个风电设备制造行业的全国性领军企业。”

2001年那个秋天的下午，目送6台风机启程前往承德之后，于午铭在风电场上站了很久。达坂城的秋天，白蜡树一片金黄，天空碧蓝，不带一丝杂质。陪伴金风出生、目送它踏上征途之后，于午铭转身退休卸任，把接力棒交给了年轻人。

这一年，他写下一首小诗抒怀：

人间四月芳菲至，莫嫌早春雨来迟。阴晴霜雾冷暖骤，矢信花果总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