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发改委能源所周大地：上调电价不能解决光伏产业商业化

专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

　　德班气候大会期间，记者采访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就上调电价、光伏行业、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峰值等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周大地曾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记者：德班会议期间，感觉大家更侧重于各国国内的发展，特别是新能源方面的发展，最近发改委上调上网电价，您认为这个政策对光伏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周大地：电价这方面应该说光伏现在在能源里是比较贵的，我们虽然给了政策，上网电价提升到1块多一点，但是对于光伏来说还是取决于它的阳光的条件，当然这个情况下和常规电价差别越远，那么政府补贴的幅度越高。政府补贴幅度越高，你的发展就等于是很难商业化的发展。等于说补贴多少干多少，实际在欧洲也是这样，钱多了就干起来了，一看经济紧张了没有钱就补贴少马上就下去。现在光伏在具体应用方面还是属于主要政策条件下才能够发展的这么一个产品，真正的商业竞争还是比较差的。三分钱从大方向上来讲对光伏有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离光伏的价格相差还太远。光伏要想和电价目前竞争，我觉得这个路还蛮长的。

　　当然也有人说了，有一些商业的终端用户有的达到八毛钱甚至有的地方电力紧张的时候也有一块钱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终端应用作为替代，有可能对具体用户来讲他的成本相对比较接近。但是因为光伏不能提供有保证的使用，比如阴天、下雨、晚上，这个情况下来讲即使对商业用户来讲它也是部分替代。部分替代情况下等于对用户来讲还得装两套，既要把这套设备登陆入口，再弄一套晚上来，这种成本也蛮高的。

　　我个人认为光伏目前还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搞得好这种差别小，搞得不好差别就很大。差别越大，没有外部性考虑的时候就很难。外部性实际上碳排放的问题加进去，还有不能算直接的商业多少钱，把这个碳成本或者是最小的一种叫做我有这个目标，光伏可能还能，但是从他们分析里面一直在这些减排措施里面光伏目前仍然占相对价格不是太低。最高的当然碳捕捉封存技术（CCS）这一类的，那是纯粹减碳的。

　　记者：我最近去了新疆喀什，那边在搞太阳能项目，可是我感觉好像也不是很适合新疆，虽然它的光照时间长，但是它的浮动很大。

　　周大地：新疆的煤便宜，还有油和气资源。

　　记者：现在都是央企在做。

　　周大地：央企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是很讲政治，第二也是财大气粗，可以花点儿钱，另外在响应国家号召，你要求他们有一定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所以他们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从经济效益来讲先掏钱后赚钱。对于长远来看，是不是在占领市场推动技术进步，以后有没有长期的发展，现在有不确定性，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假如不考虑环境考虑气候变化问题，不考虑中国政策的话，国企也不会去折腾这个，这个的风险太大了。

　　记者：您对中国光伏企业享受政府补贴和美国前一段时间的“双反”案怎么看？

　　周大地：中国对制造行业的补贴并不是很多，我们现在主要对用户提供补贴，政府补贴很多是跟各地对于招商引资这种补贴那是普遍的，打着新能源的旗号你到我这儿来投资盖厂，当然各地政府很高兴，可以给点地，盖上厂房等等。

　　但是不单是光伏，其它也有，我们现在对光伏真正的忧虑是在用户这边给的电价高，这个和你提倡光伏没什么意义，美国打贸易战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就是对方说中国抢了他们的劳动力饭碗。在这个问题上，在光伏制造方面，美国相比中国没有什么技术太领先的，他打官司也是找了一个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的效果的领域来进行的。美国主要是指中国的光伏电池太便宜，跑到美国本土打击到他们的产业。总的来看还是光伏市场本身不够大，光伏市场这么一点，所以你只要有几个便宜的产品就占领，如果市场很大而且可竞争度很高，就不会有问题。就像中国的空调便宜，美国说我空调品牌好服务好，仍然保持着竞争力。而对光伏组件来讲，和价格比较起来没什么其他的优势。美国本土的产量也就是几万千瓦级的规模，市场很小，因为便宜就很容易对本土产业造成打击。一方面的美国的技术优势不明显，第二方面市场比较有限，整个行业就容易受到外来打击。

　　记者：就国际气候谈判本身，新能源的新技术还是在发达国家身上，这种技术不轻易给发展中国家，虽然说现在谈判的目标是发达国家给中国加资金跟技术，但是还有困难。

　　周大地：就减排技术来讲，真正的技术在用能方面，而且都在不断发展。高效的发电技术、高效的汽车技术、高效的交通技术，包括飞机这些大型的用能设备的效果问题，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技术优势的。这部分他也不愿意放，而像一些可再生能源方面包括光伏，还有生物质能包括第二代的纤维素乙醇，发达国家技术方面也没能完全解决。尽管投入很多。现在能拿出来的东西不太多，实际上还是在能源利用、能源效率这方面西方占有很大的优势。

　　记者：能效技术不管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尤其因为中国是用煤大国，提高能效可能会比发展新能源更有意义。发达国家不给发展中国家这种技术，我们现在谈判有什么突破点？

　　周大地：那就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碳基金。比如每年300亿到1000亿的碳基金如何使用，从理论上发达国家也承认可以拿来买技术，但是真正拿来买技术，这笔钱够不够使，作用那也是很有限的。不过至少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现在也都在做起来看。

　　记者：关于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中国的峰值到底在哪一年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2020、2025、2035都有，您是怎么看待？

　　周大地：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峰值取决于我们的经济转型，以科学发展观主线的“十二五”究竟能做多少。现在各种预测方法，不管是完全经济学的、还是计量经济的、还是行业外推的能预测20年、30年非常困难。如果没有太多的新的技术或者是大的社会行动，从现在经济发展状态，很难说中国10年以后或者15年后就处于峰值了，从技术上无法说服别人。

　　现在需要我们先做起来看，如果“十二五”经济转型取得成功，逐渐不再依靠大量投资，依靠替全世界打工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老百姓生活的提高的话，那么前景会非常好。这和价值分布有关，现在中国搞的很多都是低附加值的，中国生产了全世界近半的产品，才得了10%的GDP。这不仅是中国自己努力的问题，发达国家在中国投资利用廉价劳动力制造，这种状态不改变就不会创造高价值，那么也不会改变现有高排放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