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国知道,如果它想保持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力,就必须继续在创新领域中充当无可争议的领导者。难怪那些不再纠结于没有成果的汇率争论的政客们,对技术转让产生了更大的担忧。
西方企业越发感觉到,中国对它们的技术过于虎视眈眈,而坐拥大量现金的中国却认为,除非外国投资者能帮助自己爬升技术阶梯,否则中国从外资中得不到什么好处。要跨越式发展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中国必须更多依靠自己的本土创新。
不过,美国要求对技术转让制定更清晰的规则,这一压力或许对双方都有益。举例来说,有些美国企业不满中国对绿色技术产业——比如太阳能电池行业——的补贴,称其有失公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壮大提供了互利双赢的机会,并能创造就业。中国往新技术领域砸钱的意愿将压低成本,让更大多市场都能负担得起可再生能源技术。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的参与给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最佳的行动机会,他们将乐于看到美国创新与中国批量生产能力的结合。
因此,中美双方还是有可能展开有成效的讨论的——前提是奥巴马不拿汇率失衡和不公平竞争这类老一套抱怨作为开场白,而是把重点放在美国创新优势与中国制造实力的“联姻”上。美国将强调尊重游戏规则的必要性——而中国会指出,这套规则在构建时,中国还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中国还会指出,在华美企若想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待遇,那么美国也必须更友好地对待渴望投资美国的中国企业。一些中国企业已经被美国出于安全考虑挡在了投资大门外,而在中方看来,美国的担忧毫无根据。这些情绪是中美之间数年来互不信任逐渐累积的体现。中美两国的挑战就在于扭转这种情绪。
本文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前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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