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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供给管理和激活企业信心基础上，政府应做好“调结构”工作。
需求管理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稳增长”，造成政府越来越庞大，市场越来越小；而供给管理则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管制、激励民间创业和企业家投资信心来“稳增长”，必然带来政府越来越精简和高效，市场越来越繁荣。“稳增长”在供给管理政策下不是问题，经济过热才是问题。因此，如果我国宏观调控思路转变，那么就不必把主要精力和政策目标放在“保增长”、“稳增长”上，而可以把精力主要放在“调结构”、“控通胀”上来。
“调结构”是“十二五”规划中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恐怕也是“十三五”甚至“十四五”的重要目标。因此，我国在经济相对平稳增长的同时，我国应适度容忍经济下行幅度，抓住机会调结构。
其一，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要更强调环境保护标准、节能减排标准在淘汰落后中的作用。做好总量控制工作，在产能过剩的区域，要严禁批建新项目；适时提高并且严格执行国家节能减排的标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将有限的环境容量用于支持高端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其二，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尽管美欧日经济也困难，但他们促进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信心和支持力度不变，有的甚至力度更大了。我国应运用财政、税收、金融手段，重点扶持生产有规模、产品有市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小的优势新兴企业。
其三，探索国家重点产业发展基金对于产业整体发展、产业整合、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产业发展基金应由国家财政出资、以市场化模式运作、以重点行业产业组织者的角色，推进重点行业的兼并重组、推进重点环节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推动其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衔接，提高产业链整体效率。
4.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内需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很有针对性。我国应针对影响国内贸易和国内需求的地方保护主义、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渠道费用等因素采取有效措施，满足国内大量潜在需求。
（1）建议撤销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站，或改革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企业家提议，我国近9万家高速收费站如果能减少1/3的收费，将有效降低内贸成本。
（2）探索推进铁路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努力提高国内交通体系的一体化程度，打破部门保护和地方保护主义。
（3）加强市场监督，规范市场秩序，坚决遏制假冒伪劣产品蔓延的趋势，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只有消费者对市场有信心，敢消费，内需才有真正的动力。
（4）对于家电、汽车等消费产品，企业希望国家出台一个长期的、稳定性的扶持政策，以利于企业培育市场和稳定消费者心理预期，不希望过度的消费刺激，否则会透支未来消费潜力。
5.支持企业的“软实力”建设，促进形成健康的企业生态系统。
应该从支持企业的“硬投入”转向支持“软投入”。今天的中国企业，迫切需要的是政府在品牌、渠道建设、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企业家的尊严和信心、技术研发的政府管理体制上做出努力。在形成健康的企业生态系统方面，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大企业与小微企业关系。要双管齐下，支持中型、小微型企业发展。一是从税费减免、发展社区金融对中小微型企业进行支持；二是从龙头企业入手，支持龙头企业设立财务公司，对上下游配套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第二，企业与员工关系。新劳动合同法的大方向是对的，但超越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是一个接近欧洲标准的劳动法。就目前经济减速、企业亏损面大幅增加情况下，分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
第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新进展。要坚决制止地方政府提前收缴企业应交的税费。要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以检查企业往年纳税情况的名义，损害企业权益。要坚决打击不正当的官商关系，创造平等竞争的政企环境。
6.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
未来10年是决定我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时期。企业家十分关心当前经济形势，但更关心中长期经济前景。我国应以重振中国制造业、重振中国实体经济为重要目标，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
（1）全面落实2011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均应“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的精神和原则处理行政审批事项。
（2）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有效降低政府收入的增速和国民收入占比。对广大小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创业者，探索三年免税政策；对广大工薪阶层，探索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严禁地方政府以结构性减税之名、行增税增费之实的行为；严禁地方政府收取未来税费的行为。
（3）探索新的中央-地方财政分权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财政体制基础。当前财政体制是根据近20年前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阶段制定的，极大促进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做大GDP的积极性，但带来“土地财政”、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我国应根据当前发展规模和阶段，重新调整中央-地方财政分权关系。
（4）精简政府机构，裁减冗员，减少政府三公消费支出；加大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养老等社会公共品的支出规模，把财政支出真正从“基建财政”转为“公共财政”、“福利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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