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成达沃斯热议话题

“世界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去年9月，世界首辆3D打印机制造的汽车在加拿大温尼伯市问世。随着生产的数字化和信息的网络化，以3D打印机和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对传统的制造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著名趋势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杰里米·里夫金在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建立在新能源和互联网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新能源革命使得商业贸易的范围和内涵更加广阔的同时，结构上也更加整合；而相伴而生的通信革命则为对新能源流动引发的更加复杂的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工具。

在以全球产业展望著称的达沃斯论坛召开期间，“第三次工业革命”被与会嘉宾频频提及。在他们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多的是指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高度融合。

在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教授看来，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堪称“绝对精妙的构想”，它很有可能化解人类面临的资源困境，甚至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模式。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则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信息革命为全球产业注入活力，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注入能量。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画面，一个完美的世界，科技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阿尔卡特朗讯公司首席执行官本·韦华恩展望说，世界人口对于沟通的需求将越来越迫切，技术将为人们的良好沟通创造机会，同时创造价值。

与渐进式发展相比，有与会嘉宾认为，工业革命的演进带有迫切性。美国塔夫斯大学高级副院长查克拉沃蒂在论坛上提出一个观点：“世界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这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不谋而合。他表示，有很多经济、历史学家认为，世界上的传统创新和科技发展已经终结，短期内不会再有像内燃机、电力的发明这种巨大的技术突破。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一系列巨大变化在发生，如世界一半的人口将会居住在城镇，欧洲地区退休人口比新就业人口还要多，而印度、非洲的问题是年轻人就业难。“我觉得在未来10年到15年，我们会经历一场巨大的革命，能够比以前工业革命的影响力强一百倍。”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校长雪莉·安·杰克逊说，在一系列城市适应人口增多的转变中，创造力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创造既涉及经济，也涉及新的能源方式、新的医疗体系。“在创新力量的刺激中，社会发展将会有更高的效率。”

建筑业圆桌会议主席马克·卡索称，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了一个视角全面、现实可行、技术可靠、市场驱动的模式，他富有远见的“分散式资本主义”模式在设计和建筑业的领袖们中奏响了最强音，这些领袖们肩负着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与希望变成现实的重担。

中国制造业迎战新工业革命冲击

中国是传统低成本制造业的代表，然而在科技驱动产业突飞猛进以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步伐面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曾断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雷诺-日产联盟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就表示，越南汽车行业平均人力成本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仍具生产优势。皇家帝斯曼集团首席执行官谢白曼说，“有些跨国企业已选择把生产车间从中国沿海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这表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逐渐减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面对生产成本的上涨，“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正在缩减，如果不能充分发挥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其制造业就可能丧失竞争力。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以汽车业为例指出，全球汽车工业的科技进步由量变到质变，汽车已经成为高新技术的载体。这给中国汽车工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增大了难度。但他认为，当下中国汽车制造业依然存在明显优势：一是制造规模与能力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二是制造成本仍然具备一定优势；三是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四是存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所以中国的汽车产业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危机是品牌的危机，根源在于产品缺乏技术的支撑。

“看看美日等汽车制造强国花了多少时间从低端走向高端，就应该发现对中国制造业未来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卡洛斯·戈恩说，目前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的品牌进化、产业链升级等都在正确的轨道上，所缺乏的仅是时间和耐心。他同时表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中国出现的制造业外流倾向并不需要过分担心。毕竟制造业人口红利不具备可持续性，产能终将有提升的一天，制造业外流是迟早要面对的，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这是必需的代价。

天津港董事长于汝民也认为，在低端制造业外流的同时，以大众汽车变速箱、空客为代表的高端产业也正在进入中国，这一进一出的流动中，中国制造业如能实现真正升级也不是一件坏事。

与会专家普遍表示，短期内中国制造业地位还难以动摇，只要把握转型期机遇，中国仍有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可能。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黄孟复认为，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他提出，中国30多年来所形成的庞大的工业配套体系、工业环境等仍是那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要建立起整个工业配套体系还需要很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需要利用这个缓冲机遇，用现有优势创造新的优势，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美国塔夫斯大学高级副院长查克拉沃蒂也认为，制造业是中国的传统优势，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就贸然放弃“制造”，全面向“设计”或“创造”迈进是不明智的。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在制造业规模化的速度方面与中国媲美。中国制造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需要继续保持以往的优势，平稳过渡。

新的工业革命对政府管理也提出新要求。有与会人士称，政府应积极转变角色，统筹规划淘汰不必要的落后产能，避免单纯的低成本竞争。正确认识市场的优胜劣汰，即便是国有企业也不能一味帮扶，要放在市场大环境中锻炼成长。此外，还要引导产业摒弃单纯规模化，推动创新式、订单式、个性化产能的发展。

新能源推广瓶颈突破呼唤全球合作

作为新工业革命的“另一条腿”，新能源在本届达沃斯论坛上所受到的关注并不亚于互联网。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全球新能源领域正经历积极变化，但以化学能源为主的未来能源消费格局短时间内仍难改变。与会专家呼吁，依托清洁能源大力发展的全球能源战略转型，亟需各国及相关企业间展开多层次务实合作。

美国剑桥能源咨询公司总裁丹尼尔·耶金表示，能源领域创新需要依托一些具备前沿性的研究中心投入大量精力，以及政府、企业等提供长期持续性的资金投入，从这个角度看，清洁能源的一些增长也许在2030年之后才能看到变化。

除了投资的长期性，价格问题也成为新能源普及的瓶颈。达沃斯论坛《2012能源展望报告》也指出，清洁能源上网电价使得清洁能源在欧洲应用广泛，但上网电价模式在短期内会增加电力生产成本，政府补贴难以维持。而清洁能源在能源格局中份额走高，成本上升问题必将日益突出。

在技术和市场难题之外，新能源的全球普及还遭遇贸易壁垒。与会人士认为，为了将发展新能源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技术优势国家追求技术、管理优势，制造技术壁垒和贸易壁垒，因此，美国、欧洲及中国之间光伏产业反倾销案件的摩擦不断且烈度不断增强。

具体到中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大卫·维克托说，中国在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而且具体从政策上加以推动。在能源革命面前，中国或许可以把握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的机遇，提升竞争力。

但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呼吁，我国新能源产业政策需权衡多重因素“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阶段，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快、增量大。近年来我国火电投资大幅度下降，符合能源结构调整和低碳发展的愿望，但近年来发展迅猛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不足用电总量的2%，指望用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发电，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切合实际的。”

但正如全球风电巨头、丹麦维斯塔斯风力技术公司总裁迪特列夫·恩格尔所言，发展绿色经济将有助于实现长期、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增长，同时还有可能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商业模式和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跨大陆铁路、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以及因特网在全球经济体系下实现的自我转型”。与会人士也普遍看好新能源的发展远景。

作为达沃斯论坛导师，中国天合光能集团董事长高纪凡称，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越来越重视，特别是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驱动，太阳能技术将更趋可靠、发电成本显著降低，预计2015年，太阳能发电成本将在某些地区与火电达到一致，在很多地区达到并网平价电力，太阳能将成为很多国家的主力能源之一。

独木难成林，众志终成城。未来几十年，全球资源需求将超出正常的供应能力，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林伯强呼吁，各国急需减少清洁能源全球化生产的多重壁垒和贸易战，促进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分工，降低清洁能源成本，推动产业良性、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链条上各个国家共赢。

荷兰皇家壳牌首席执行官彼得·傅赛称，能源战略转型需要各方采取有益的合作新模式，包括跨国合作、公私合作、跨行业合作以及企业与民间合作等等，还需要立即制定合作框架，在鼓励合作的同时，尊重社会各行各业的不同作用，恢复能源行业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的根本社会契约，形成相互尊重的基本氛围，促进个人发展、投资和服务。

印度苏司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塔尔思·坦帝指出，政府与企业应当加强合作，实现清洁能源商业化。企业要在技术方面做到巨大投资，需要有长期政策框架指导和立法指导，在各国之间还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认为，如果有这些因素的话，在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亚洲可以起到一个引领作用，而且可以把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