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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江 一个人的发电厂
赵春江站在自己屋顶的太阳能发电装置边上。他自己发电，但却要额外支出电费
20,000,000 千瓦
上海市屋顶面积大约占整个上海市土地面积的3％左右，约有200平方公里，如果全部安装上光伏板，相当于建造了一个2000万千瓦的大型电厂。按人均年用电1000度计算，仅太阳能发出的电就可以基本满足上海市2000万人口全年的需求。
在上海市闵行区山花路的一幢高楼里，身材修长的赵春江敏捷地钻出13楼的窗外。这里并没有什么平台，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仅有一尺左右宽、可供一人侧身穿行的“过道”，稍一失足，就会滚落下去。
赵春江自豪地指着自己的“小基地”，那是一片30多平方米的多晶硅光伏电板屋顶。22块太阳能电池板略微倾斜，与水平线保持25度夹角，日均发电近9度。
“听说上海只有你一家？”记者问他。
“别说上海了，全中国只有我一家。”
倒贴电费
赵春江是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他总说自己一想起太阳能发电，就有义不容辞的味道。“我一直在宣传这个事，自己不身体力行的话，别人怎么看我？”
2006年12月，赵春江自行在家中安装了一套装机容量3千瓦的系统（理论上，每1千瓦在日照1小时的条件下可以发电1度），当时总价超过20万元。到现在，这套系统已经连续正常发电超过4年。
“从2006年12月15日到现在，多少天了？”赵春江自言自语着，“4年，加一个闰年……1478，加上2011年的63天，一共1541天。”随后他又兴致勃勃地展示着电表上的数字：“已经发电12884度，安全无故障。”
对于赵春江的职业来说，自己家中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还有另外一重便利：搜集数据。“以前写研究报告写到上海的日照强度和发电量时，我心里就没底了。现在我差不多弄清楚了。在上海，每1千瓦的太阳能电板，每年发电1000度左右。”
赵春江的发电设备包括太阳能电板、逆变器、电表、交流保护开关和一套记录系统。原理很简单：22块太阳能电池串联，发出直流电，经过逆变器转化为220V、50Hz的电流，正负不超过0.5Hz。
“比电网的电还稳定，电网的电正负是1Hz”。赵春江说，随着成本的下降，现在这样一套3千瓦的系统，一般工程公司报价是9万元左右。“3千瓦一年发电就是3000度，按6毛一度电费来算，每年能回收1800块。要收回所有9万元投资，需要50年时间。”
50年收回投资，这样的话，谁还愿意干呢？赵春江感叹，一般来说，投资回报期在10到15年，老百姓还是能接受的。
其实，这个50年还是一个理想化的数字，因为并不是光能电板发的每一度电都会转化成收益。拿赵春江家来说，他家的这套系统，白天发的电用不完，只能输回电网。自己使用和输回电网的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一。晚上电板不发电，还要继续从电网买电。
也就是说，只有一半的电派上了用场。
然而更搞笑的还在后面，因为中国电力部门都是单向电表，无从识别电的来源。无论是流进还是流出的电量，电表都不分青红皂白地累计用电度数。这导致赵春江不仅没赚到一分钱，还天天给电力局送钱。
算下来，赵春江每个月差不多还要额外支出100元电费。不明就里的邻居，很羡慕赵家的绿色生活，揣度赵家不仅不花电费，还能发电赚点“外快”。
上海电力部门的领导也因为这个事搞得很尴尬，他们有次派人来“家访”，提出让赵春江自己“开个价”。
“这个要我怎么说呢？”赵春江被难住了，“电费定价，怎是一个老百姓自己说了算的？算起来，100年也不过12万元，就当为科学实验再多投入些吧。”
赵春江想得很开，可是赵春江的老婆始终对这个倒贴电费的行当颇有微词。
“悬崖边上”
其实上海老百姓里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本不该只有赵春江一家。
2006年，上海市搞了个“10万个太阳能屋顶计划”。上海虽然没有油田、气田，但有2亿平方米屋顶和年均约1200小时的日照。如果上海的屋顶都能被用于太阳能发电，那么上海将成为中国的绿色能源之城。
政府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是从2006年到2010年，完成太阳能屋顶1万套，每套装机容量3KW。按每套15万元计算，第一期需投资15亿元；第二期是从2011年到2015年，完成太阳能屋顶9万套，按每套9万元计算，需投资81亿元。
“后来这个计划就没声音了，中国人一直都是嘴上叫叫。”赵春江不无讽刺地说道。当年这个“10万太阳能屋顶计划”，正是他和另外几个专家一起提出来的。
据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教授崔荣强回忆，当时专家们提出的鼓励政策是初装费每瓦补贴50元，但政府没有通过。
与此同时，2005年时，一海之隔的日本已经安装了40万户太阳能发电系统。“现在估计已经超过90万户了。”赵春江非常眼红日本太阳能的发展速度，“日本曾宣称，在2020年要有1000万户的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发电之所以能在日本蓬勃发展，主要原因是在政策。从1994年开始，日本政府对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初装费用补贴高达50%。此后，因为太阳能发电装置的成本在下降，所以补贴也以每年3%的幅度在下降。“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降幅。”赵春江说，不仅日本中央政府，都道府县甚至村镇等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
“目前中国对民间太阳能发电没有任何补贴。”赵春江表示，在中国安装补贴是很难实行的，“中国人做事不老实，会虚报。明明装的是5千瓦，可能报上去会说10千瓦，或者干脆买差一点的廉价电池板。”
赵春江笑称自己家是中国最小的发电厂，自己是唯一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站在屋顶的太阳能发电装置边上，赵春江就像站在悬崖边上。而中国的民间太阳能发电，也像站在悬崖边一样，处境仍不明朗。
绿电回购
对于太阳能发电来说，现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政府早日落实“绿电回购”政策，即是电网以高于市电的价格回收多余的太阳电，这样从一高一低的价差中，老百姓也能享受到太阳能发电的好处。
日本在剩余电力的回购方面，就做得非常到位。此前日本的政策是剩余电力的回购价为48日元每度，而日本当时电费的价格只有28日元。目前日本的新政策是只要是太阳能发电，不论是家用还是输回电网，电力公司以42日元每度的价格全额收购。
这样一来，一套太阳能发电装置，即使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也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电、兑现，成为一户人家的营利模式。
“电费的计算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只要装个智能电表就好了。”赵春江说，“关键就是电力公司他们不愿做这个事。”
开始时，日本电力公司对“绿电回购”也不积极，不过后来政府出台了一个排放费来施压，这才渐渐发展起来。赵春江认为，我国可以效仿日本的方式，让这个产业活起来。“按照9万每台的造价，如果上海市按照2.5元每度电的标准回收的话，居民也能像日本人那样12年左右收回成本。”
经过媒体的报道，目前已经有很多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前来赵家参观，他们在参观之后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他同一个问题：“赵老师，那我家是不是也该装一个呢？”
每当这个时候，赵春江都非常纠结。从情感上说，他真想回一句“装啊”；但从理智上，他最后总是无奈地告诉他们：“现在还是不要装了吧。”太阳能发电，注定是他一个人的新能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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