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源政策的未来

石油消费的下滑和对电力依赖的日益增强正影响着能源和气候政策，特别是目前全球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日益升温。这会使能源政策制定更加复杂。

而且，由于石油经济让位于电力经济，各国的决策者们将会发现对塑造能源需求有更大的控制力。石油时代天然就与自由主义更契合。电力时代将更加全面地被政策所主导，因为电网将成为政府塑造未来能源需求的机制。

“电动”复苏

大约从十年前，石油时代就开始衰落。

石油在全球能源需求中的份额，从1930年代开始增长，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保持平稳。但是在2000年之后，由于石油重新定价和非经合组织成员的工业化，石油的市场份额回落。

石油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的下降完美的解释了为何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的疲软复苏体现在电力上。这并非在美国，在日本，尤其在欧洲，伴随经济“复苏”的是石油消费的持续下滑。

然而，这带来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尽管太阳能和风能利用出现了高速增长，全球电力增长仍然主要靠煤炭拉动。这意味着对煤炭的重视将越来越大，而政府们也将被吸引到煤炭的利用上。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美国天然气使用的上升，全球煤炭市场近期表现疲软；但实际上，美国不再需要的煤炭被出口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甚至欧洲也进口更多美国出口煤炭，2012年美国煤炭出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但更重要的现象是，亚洲煤炭需求在过去十年回升，尤其是中国，这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制造业能力海外转移的一个体现。换句话说，西方人2000年之后购买的商品，越来越的多的是由亚洲制造。而这些商品所需的电力主要来源是火力发电厂。包括iPhone，制造iPhone的电力供应同样是火力发电厂。

这就是为何呼吁碳排放税的声音日趋强烈的原因。

在最近一篇《忘记京都：征收碳消费税》中，作者提到了能源全球交易的使用：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基于出口，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产品，从钢铁、石化产品到一系列制造业产品。这些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为美国和欧洲。从这个角度讲，碳消费衡量碳足迹，因此碳消费的国家负有责任，而不是制造碳排放的国家。但《京都议定书》 中未将消费纳入考虑范围。相反，它侧重碳生产，因此欧洲由于去工业化和苏联解体，而更容易达到标准。

从政治上说，碳排放税是个艰难的议题，特别是在美国。有趣的是，有舆论认为奥巴马政府会尝试征收碳排放税来减赤。当然这也不会得到多少政治支持。

但对碳排放税的效果，能源和环境政策的专业人士有不同看法。

Chris Nelder在 Smart Planet中写道，碳排放税政策不一定能够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建设。本质上说，如果建设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是环境和能源政策的最终目标，那么为何不推像欧洲那样的上网电价（feed-in tariff）政策？（注：该政策规定政府必须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电力公司购买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获得的电力，该政策于08年开始在德国施行。）

石油能源在全球经济份额中的下降标志着个体自由裁量使用能源时代的结束。廉价的石油构筑起的城市，比如洛杉矶，那里绝大多数民众享受着可以随意开车到任何地方的奢侈生活。因此在新时代，文化调适在所难免，将来个人对能源利用的选择将会受到限制。

此外，由于美国国内石油供应出现新增长，回到廉价石油时代的梦想当然会偶尔出现。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多少全球石油供应的轨迹，或者降低石油价格。目前为止，新原油供应量在全球大多都呈下降趋势，且边际生产成本更高。

虽然可再生能源几乎成倍增长，煤炭仍然是全球主要的电力能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向电网方向转变将引出两个相互竞争的力量：一是大量的新投资，伴随着许多输家和赢家。二是各国政府的注意力：将把电网作为实施环境政策一个方式，并提高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