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能源插上城镇化的翅膀 官员尚在摸[石头]，企业已在试[过河]

新能源与城镇化——眼下中国最热门的两大投资概念，如果将它们都结合到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商业机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展开想象，并予以试验。

对于正处困境的中国光伏企业而言，每一个来自高层的消息都是救赎的最好机会，这次他们敏感地嗅到了行业“春天”的气息——城镇化。

2013年3月19日，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吕慧生出现在了上海浦东的一个新能源投资峰会上，他此行的目的是谈“新能源与城镇化”。台下的听众包括能源系统的官员、企业高管以及新能源各产业环节的专业人士，他们迫切地希望能从这位地方官员的口中找到些许当地城镇化中的商业机会。

吕慧生对“一开始就要将新能源纳入城镇化发展”表达了支持和决心，至于业界最关心的到底如何“纳入”的问题，却少有提及。“谈得比较笼统，没有具体措施。”一位与会的企业家表达了些许失望。

与吕慧生一起来谈论城镇化的，还有浙江嘉兴市副市长盛全生，盛的演讲同样宏观。“态度是积极的，措施是朦胧的。”上述企业家说。

城镇化过程需要能源供给，新型城镇化更需注重生态绿色，这都将发展城镇化指向了新能源利用——所有人都知道，二者的结合大势所趋。

但问题是，眼下地方政府和新能源企业都迫切地希望知道，到底如何才能更好“结合”？

“还没有一个省长、市长说要实地来搞”

过去一年，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张孝德已就新型城镇化课题在各地官员中进行了二十多场讲座，如何将新能源利用在一开始就纳入城镇化规划则是他的重点内容，但让张感到失望的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省长市长听完后说要实地来搞”。

在张孝德看来，在化石能源支持下的工业文明，已经造成了城乡二元对立，而在新能源支持下的生态文明，则将让中国乡村迎来复兴——化石能源不均衡分布，适合集中使用和大规模开发的特性，决定了其越在大城市使用成本越低，越在乡村使用成本越高；而新能源相对均衡分布的特点，决定了其利用的天然优势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化石能源，小城镇和新能源，具有天然的共同属性。

每次讲座中，张孝德都建议地方政府能利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机遇，将新能源的核心思想融汇进现实规划中去，而不仅是停留于口号和纸面上。但效果并不理想。

“他们认为这是理想模式，太超前。”张孝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政界谈新能源与城镇化的声音还很弱，他给全国各地的官员讲课，“能接受概念就不错了”。

一位保定市开发区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目前地方政府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无非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多应用几种新能源产品或技术。过去几年，中国以此冠名为生态城市、新能源城市的做法已非常流行。

与张孝德一样感到乏力的还有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研究员孙李平，“十八大”之后，孙就一直在关注二者结合的新趋势，但半年过去，能找到的研究资料或案例却凤毛麟角。“目前大家谈新能源与城镇化，主要还是停留在概念上，更多是务虚。”孙李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并没有看到太多实在的东西。”

目前，全国性的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经编制完成，尚未对外发布。各地区也在积极制定当地城镇化规划的过程中。“当地到底怎么搞，目前阶段都还在摸索。”上述保定市官员说。

企业试水城镇化

官员们还在摸石头，嗅觉敏锐的商人已经开始试着“过河”了。

在河北保定，“十八大”一结束，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就令下属开始研究如何紧扣“美丽中国”，为公司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近十次“头脑风暴”后，结论逐渐清晰——中国城镇化最需要解决的是能源问题，英利必须尽快完成角色转换，从新能源产品的制造者转变为能源综合利用方案解决者。

为此，英利在2012年与相关单位合作成立了一家专门从事城镇化与绿色建筑结合的研究机构，从前期规划、设计就将太阳能发电、采暖、雨水回收等多项技术综合应用于建筑中，与其他同行公司不同的是，苗连生坚持走最便宜的能源综合解决方案路线。目前其第一个能源综合利用的试点已在河北涞源县落地。

在山东即墨市，央企中国节能则在进行另一种城镇化试验——“太阳能小镇”，这一创新模式在全国“两会”期间被全国人大代表袁仲雪推出，引发业界关注。

中国节能的做法是：当地政府将多个自然村的土地集中起来流转给企业，由企业实施农场化生产，农民凭空就得到每亩土地相当于1000斤小麦的流转收入。此外，据中国节能估计，“太阳能小镇”完全建成后，至少将吸纳15000个劳动力就业，这将占到当地劳动力的大约70%。

这意味着，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可直接进入企业的制造环节就业，而剩余的劳动力也可以进入光伏大棚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光伏大棚发展的是高效现代农业，单位产出效益较原来要提高约10倍。因此，不仅企业从中可以得到更多收益，农场农民也可每月领取2000-3000元的工资收入。

目前，中国节能与即墨当地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当地普东镇的48个行政村都将推行该模式。不过也有分析指出，此模式高度依赖于大棚农产品的较高售价，该商业模式的生命力仍有待验证。

当同行还在试验时，太阳雨太阳能有限公司甚至初尝了城镇化的甜头。一直植根于农村市场的太阳能热水器行业，恐是本轮城镇化新能源企业中的最大得益者。

“我们原先估计保障房建设将给我们带来700亿元的市场规模，现在城镇化带来的市场难以估量！”太阳雨太阳能有限公司总裁陈荣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城镇化给太阳能热利用企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为此公司已成立新事业部，到各地寻找城镇化速度较快的新地区，以“彻底拥抱城镇化”。

游说县政府，争夺好资源

上述三家新能源企业率先试水城镇化的过程中，都提到了同一个洽谈对象——县政府。

“我们需要用最短的时间发现全国哪些地方城镇化的速度最快，迅速切入市场，这都需要跟县以下的政府谈，工作量极大。”陈荣华说。

跟陈荣华拥有相同感受的企业界人士还有很多，他们过去一年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游说县一级政府身上，“除了当地的新能源资源，最关键的是执政者的理念，本来就对新能源有理解最好，试图影响或灌输是非常困难的。”浙江龙炎能源市场总监包钢在跟广东、山西、黑龙江等多地的县政府洽谈后，如此总结道。

事实上，像龙炎能源这样的新能源企业，在城镇化过程中做得更多——他们甚至已经间接参与到当地城镇化规划的编写中来了。

2012年，在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科技产业中心主任、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赵永红的带领下，包括龙炎能源等在内的多家浙江新能源企业来到了山西山阴县，一边调研投资环境，一边与山阴县政府交流，帮助其完成《山阴县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及《山阴县产业发展规划》。

“城镇化到底应该怎么做？政府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赵永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山阴县是山西经济结构转型的缩影。煤炭一直是山阴的支柱产业，山阴所有产业均依靠火力发电，发展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一直是山阴的迫切愿望。赵带领的课题组拿着地图跑遍了山阴，以了解当地产业结构，最后为山阴县政府提出了一套覆盖农业大棚、工业园区和旅游业的城镇化规划方案。

如龙炎能源一样愿意在山阴一地县政府投入巨大精力的企业仍是少数，多数新能源企业眼下都忙于在全国各个县里“攻城略地”，以最大限度获取优势资源。

当然，也有人对此没有兴趣。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施鹏飞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秘书长秦海岩均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还没有听说过风电企业对城镇化感兴趣的。”

“新能源企业必须对这一过程高度关注，对企业而言既是机遇又是责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去十年我们已经犯了极大错误，经济发展过程不考虑环境，这让碳排放在一开始就被‘锁定’了，以至于后面难以改变，如今面对下一个十年，正是改变的时刻。”

尽管对城镇化抱有极大热情，苗连生仍对这一机遇保持克制，“我一向倡导迈半步，迈一大步，很可能当先烈，中国的城镇化没有一两年捋不顺。”苗连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