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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出路仍在于产能撤退

   2013-06-19 中国能源报8240
核心提示:欧盟双反措施已经明朗,6月6日至8月6日间,欧盟先征收11.8%的税率,若磋商未果,此后税率将提高至47.6%。双反最好的结果是两个月后维持11
欧盟“双反”措施已经明朗,6月6日至8月6日间,欧盟先征收11.8%的税率,若磋商未果,此后税率将提高至47.6%。“双反”最好的结果是两个月后维持11.8%的最低税率,而取消“双反”已绝无可能。失去欧盟市场的中国光伏行业,市场格局的转变还有待观察。

大面积普及光伏发电的时代远未到来。中国光伏巨大的产能造就了繁荣的假象,这种假象主要体现在竞争力和市场前景两个方面。就竞争力而言,中国光伏原材料、核心技术、终端市场“三头在外”的格局没有改变,海外市场从头到尾掐断哪个环节,行业都将面临毁灭性打击。原材料多晶硅80%以上依赖进口,虽然也能实现自给自足,但生产成本和质量不敌海外厂家,采用国产多晶硅,行业生产成本将上涨10%~20%;尖端光伏设备,甚至部分尖端电池组件技术也在外,所以中国组件产能虽巨大,但真正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组件厂家屈指可数,而日本恰恰是崇尚技术和质量的国度,廉价的“中国制造”没有市场;再看终端市场,中国电监会和中国能源局发布的数字显示,2012年中国光伏装机量约为1.2-1.6GW,并非行业热炒的4.5GW。2013年,国家能源局制定了年度10GW的装机目标,目前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市场启动缓慢,需求量被人为放大数倍。中国光伏应用市场将还是以欧洲和新兴国家为主,这些国家政策上的变化决定了行业的命脉,中国光伏企业原材料和市场都受制于人,何谈竞争力。

就市场前景来看,中国光伏行业对未来过于乐观,不管是2015年光伏装机21GW,还是2020年光伏装机50GW,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规划,必须建立在少补贴甚至无补贴的基础之上,是由行业创新能力和成本下降幅度决定的。最近几年,光伏发电装机成本下滑较快,装机成本约为10元/瓦,这种低成本更多的来源于规模化优势、投资商偷工减料和制造商亏本甩卖,技术进步并未给发电成本带来革命性的改革。而且,光伏行业规模化优势已经发挥到极限,成本下降空间和幅度收窄,政策驱动在未来数年依然是光伏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光伏发电成本远高于火力发电,与新能源其他发电形式相比,光伏发电的竞争力不如风电、水电,大面积的普及应用时机远未成熟。

行业走出困境不能依赖政策和市场。中国政府在规划和执行方面存在落差,总是高开低走,部分企业也将光伏市场启动缓慢归咎于政策出台滞后,电站审批程序繁琐。熟不知,中国光伏行业已经沦为政府眼中的鸡肋,救与不救政府都头疼不已。中国光伏行业直接从业人员约为40万,间接从业人数逼近100万,在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和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双重压力下,光伏行业垮台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和银行坏账,政府显然不愿出现恶性连锁反应。同时,政府也不愿意用巨额资金强行启动光伏内需,因为中国光伏组件产能庞大接近40GW,靠内需来救助行业,几百亿的补贴也仅能解燃眉之急。所以,政府层面的救助更多地是一种姿态和引导,会严格控制补贴总额或安装总量,只能说,“双反”倒逼中国光伏终端市场开始启动,而不是中国光伏市场即将暴发。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发展光伏行业尚显得畏手畏脚,其他新兴市场能否弥补欧洲市场留下的空白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新兴市场目前发展势头迅猛,得益于这些国家慷慨的补贴政策,新兴市场发展光伏时间较短,对光伏产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和耐心,会在短期内支撑中国光伏企业维持高出货量,但几年之后,若光伏发电成本没有革命性改变,这些国家就会沦为传统市场。也就是说,政策驱动不具备可持续性,仅能热极一时,政策驱动结束后,若市场驱动还没有到来,届时全球光伏行业将面临巨大尴尬。

全球光伏行业供需严重失衡,实际产能超过需求量至少50%,仅靠政策驱动市场发展,行业至少在三五年内难有突破。行业进入市场驱动阶段更是遥遥无期,一是技术创新难度越来越高,二是企业持续亏损,已经没有精力放在发展和创新上。所以,光伏行业出路在于大面积产能撤退,企业首先要回归正常,行业才能纵深前进。

需从战略角度,加强顶层设计。中国政治体制特殊,市场地位问题不被国际社会认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几乎每一个大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地方政府在支撑,大型企业鲜有破产先例,连尚德这样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企业都得以重组幸存,可想而知让企业退出市场难度有多大。市场是洗牌的主要工具,却不适合中国光伏产业,地方政府的干预让产能淘汰变的越来越难。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主要是国家层面缺乏合理的引导和规划,地方政府为一己之利推波助澜造成的。只要光伏产业仍依赖国家补贴,国家顶层设计就应当发挥比市场更为主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国家需采用倒序手法重新设计中国光伏未来。首先,要客观详细的计算出光伏发电的实际成本(成本不能以目前价格为标准,要给予企业合理的利润率),然后在确保电站投资商获利的前提下,计算出每度电国家需给予的补贴值,最后用每年国家的补贴总量来倒算中国每年的光伏装机量。同时,根据成本的下滑幅度,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计算出五年及十年后光伏新增数量,用一定数额的补贴来尽可能启动更多的市场。当然,在此期间,国家可根据光伏发电的下降幅度,一年一计算,光伏成本下降越快,同等数额的国家补贴就会启动更多的终端市场,直至市场大面积普及开来。

估算出今后几年的市场容量,中国政府应严控各产业链的实际产能,通过政策手段让大量不符合标准的光伏企业退出市场,行业唯有此才能走向良性竞争。国家将光伏定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应该从头到尾引导和控制行业的发展走向,中国资本市场过热,事实证明市场化仅适应于行业发展的中期和末期,中国光伏产业处于刚起步阶段,国家层面主导市场是必要的。

国家层面还需对光伏技术创新加强顶层设计,成立以政府研究机构牵头,各大企业、高校和研究所为主的研究团队,主攻光伏发电技术。在应用模式上,国家层面也可挑选上下游代表性企业和电网企业,利用企业各自优势,组成一个大的垂直一体化战略集团,集中推重光伏发电成本下降,解决光伏并网问题。总之,光伏发电的最终目的是应用,中国政府需要从能源角度看待光伏,而非简单的制造业,把光伏发电放到重要的战略性位置,不要简单的通过补贴来发展某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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