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出海”：要“种地”，不要“打猎”

 

此轮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新能源几乎都高调启动于2010年，在2012年达到高潮，并集体在2013年陷入低谷。

金融危机提供的机遇，让中国企业在本国新能源产业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介入了国际新能源投资市场，挫折重重，“几十个项目，失败都不重样儿”。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新能源项目，口头上说要去“种地”，实际却恰恰在“打猎”，妄想短期暴利。依靠运气和“打猎”心态，往往难以获得长久成功。

世界突然安静了

在临门一脚面前，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下称中国节能）退了回去。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央企，中国节能一直希望在海外有所作为，2012年6月，机会来了。

中国节能宣布与国内最早专业从事太阳能电站EPC（设计采购施工）业务的中盛光电集团成立德国合资公司，二者在海外共同开发至少200兆瓦的太阳能电站。不出意外，这批高达200兆瓦的海外项目将成为中国节能海外扩张的重要里程碑。

一切准备就绪——中国节能已取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海外投资审批文件，一亿美元的投资资金业已等在海外，但在最后合资条款的谈判中，这家央企却临时退了回去。

原因出人意料：“不能接受不控股的要求。”

在海外投资的支持者看来，中国节能在“最应该放大规模的时候错过了机遇”。如今，这个历时3年且一度野心勃勃的海外太阳能投资计划，陷入了僵局。据中国节能内部人士透露，目前中国节能的海外太阳能投资团队几近解散。

不仅中国节能，过去三年里，国电集团、三峡集团、大唐集团、正泰集团等二十多家中国企业都启动了各自的新能源海外扩张计划。

从政治经济稳定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到主权信用评级相对较低的希腊、保加利亚、乌克兰，再到马里、埃塞俄比亚、尼罗河沿岸……中国投资者穿梭于希腊游行罢工的人潮中，也曾在赴马里考察前一天，得知将接待自己的当地政府已经被军队推翻……这种全球“扫货”的心态不亚于购买奢侈品。

今年以来，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一度热情高涨的中国新能源投资者集体放慢了脚步。

第一个在海外投资新能源项目的国有发电企业龙源电力就是其一。早在2011年7月，龙源电力就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斩获了一个100兆瓦的风电项目，但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两年过去，在烧掉四千多万加元后，项目仍因各种阻力尚未开工建设。而其位于南非、匈牙利、澳大利亚的项目仍未获进展。

同样，大唐集团2010年5月就高调宣布成立海外业务部，在预评估了二十多个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以及二百多个新能源发电项目后，仍迟迟未出手。“确实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满足我们的收益要求。”大唐新能源海外业务部副主任时文刚说。

更多的则是，投资难见下文。国家电网公司2012年一度试图收购美国发电企业AES风电业务的控股权，但因谈判难以进行而没了下文；而作为第一家获得国家发改委海外投资太阳能电站审批资格的企业，2012年航天机电投资意大利太阳能电站遇挫后也一蹶不振，海外投资随之搁浅。

不难发现，此轮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新能源几乎都高调启动于2010年，在2012年达到高潮，并集体在2013年陷入低谷。

过去三年，中国企业建立在低成本制造业和政府过度“呵护”下的全球竞争力仍非常孱弱——以“投资者/开发商”而非“制造工人”的身份参与国际清洁能源竞争，对中国企业还十分陌生。

实际上，不仅是不适应，还有诸如规则、文化、合作以及战略选择等“致命杀手”笼罩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清洁能源投资，正如初出茅庐的他们所说，“痛苦极了！”

海外超级诱惑

海外的诱惑是巨大的。用最通俗说法，就像是“镇上开砖厂的对城里做房地产开发商的向往”。

阿特斯太阳能董事长瞿晓铧说，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前，在全球太阳能项目投资领域，顶尖的操盘手都是西班牙人。危机为中国人创造了机会——全球大量待建的风电、太阳能项目急需资金，中国投资人获得一展身手的机遇。

机遇不止上述。在希腊、罗马尼亚等新能源电价优厚的国家，投资太阳能电站的收益率能达到20%，个别项目甚至能达到40%，其他国家普通的风电项目收益率也能达到10%-20%，同时，中国国内新能源市场日渐饱和，加上较为低廉的制造成本，相当数量的企业开始转战海外。更为重要的是，海外不会发生“弃风”“限电”的尴尬。

在这些因素驱动下，过去三年中国清洁能源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统计，截至2012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新能源项目投资已达到23.9亿美元。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清洁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中国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累计已达到400亿美元，涉及124个海外项目和33个国家，统计范围包括投资海外清洁能源项目、制造工厂以及并购等等。

主持WRI报告撰写的高级研究员胡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去三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增速远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政策也在助推中国企业海外扩张。胡涛表示，资本市场并不是中国海外投资者融资的主要来源，80%-90%的资金是来自中国的银行，特别是政策性银行。

“国开行在清洁能源对外投资中扮演了国家战略的执行者的角色。”金风科技总裁王海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不少企业海外扩张的重要支持者。

“都按中国的来，投资如何成功？”

“你们太贵了，塔架要中国的！机组要中国的！工人也要中国的！”每当王海波听到合作伙伴在海外项目上提出这样的抱怨时，都只能苦笑。

“海外投资就是要求你换大脑，如果都不遵守对方的规则，都按中国的来，海外投资如何成功？”王海波说，2012年美国发起对华风机塔筒产品的反倾销，金风科技正是有预见性地选择了在美国本土采购，才规避了这一风险。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多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绿地投资是按照东道国法律，在东道国境内设置部分或全部归属中国企业所有的新建公司，此方法能给东道国带来新增就业和生产力，同时由于需要大量的筹建工作，对中国企业的经营能力和资金实力也是重大挑战。

以风电场投资为例，多数东道国都要求项目采购的风电机组需获得当地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而一味追求低成本采购中国设备，则存在因认证问题而导致损失的风险。

事实上，实际操作中，因不遵守规则而失败的海外新能源投资案例，比比皆是。

2009年底，航天机电宣布将在意大利分期投资总规模达26.8兆瓦的光伏并网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03亿欧元。两年后即宣布遇挫，根据公告的说法，原因是“与国外电价审批部门意见不一，使得其2010年的电价补贴可能暂时无法获取”。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出问题的项目是一个规模为11.8兆瓦温室电站项目（下称“温室电站”）。根据意大利能源部门政策，底下种有农作物的温室电站项目将比地面电站享受更高的补贴。知情人士透露，航天机电项目在2011年并网运行之后，“并无农户在温室中种植农作物”，这导致意大利政府能源服务管理部门拒绝给予其2010年的电价补贴。

尽管航天机电经过协调最终拿到了电价补贴，据上述人士透露，这一补贴实际为2011年的地面电站补贴，这与2010年的温室电站补贴额度差距巨大，“可能会相差三分之一左右，按当初的投资算，项目难以盈利”。

经此一役，航天机电再未投资任何新项目。“在没有搞清楚东道国对温室项目定义的情况下，就下注投资，这样的失误教训深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企海外项目负责人说。

同样，2012年10月，三一集团宣布将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理由是三一集团的美国风电项目靠近一军事基地，被指“涉嫌威胁国家安全”勒令无条件退出。据发改委旗下专门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中国海外产业发展与规划协会（下称“海外协会”）研究部主任张世国透露，三一集团曾就此案希望得到海外协会的声援，却遭拒绝，在海外协会看来，这是企业没有遵守东道国投资规则造成的损失，应由企业承担。

“中国式解决办法”不适应海外

2012年2月，美国伊利诺伊州，金风科技在建的Shady Oaks风电项目（目前已投入运营）前面被人竖起了一块大牌子：“得州牛仔滚蛋！”（该项目负责人来自美国得州）。

由于不满补偿费用不均，风电场附近社区的一位居民一度扛着枪，开一辆皮卡车，在金风科技项目周边示威。这个总装机容量106.5兆瓦，总投资额达2亿美元的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金风机组当地运行记录100台年的要求，如果运行顺利，金风将得以跻身美国主流市场。

初到美国做开发商，“中国员工吓死了”，甚至有人提出了“中国式解决办法”——找警察把他抓起来。“事实上，这只是虚惊一场，在美国这种事只需要派律师去跟他谈谈。”金风科技总裁王海波说。

在中国做开发商，有时需要找关系，甚至依靠警力解决危机，但在国外却需时刻记住依靠法律。“如果真把对方抓起来，企业必定在当地社区中树立起一种‘不够仁慈’的形象。”王海波说。

在海外，类似的文化差异时刻冲击着中国投资者，如何智慧、巧妙地化解成为又一道难题。

在印度，正泰集团投资的一个10兆瓦的太阳能电站项目，同样因为当地村民的阻挠而迟迟无法完工，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因为宗教原因，当地村民不允许我们砍掉工地上的一些树，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在树周围修了一道封闭的围墙后，把树砍了。”正泰集团副总裁陆川无奈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海外做新能源开发商，会遇到各种与中国拆迁类似的问题，甚至如何摆平地痞恶霸也是一大考验。

对于一些法律不完善的国家，中国企业也受到过不少“欺负”。比如罗马尼亚，一家中国企业需要在项目与公路之间修条小路，却被告知必须找当地指定的一家裙带公司，其价格高出市场价40%；而在斯洛伐克，一家中国企业因在施工中不小心挖爆了地下水管，收到了一张巨额的修理账单，“因为知道你是外商”。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部副主任张广荣提醒，中国企业切勿将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的“坏习惯”带到国外。他表示，中国一些企业在拉美与工人、工会发生争执之后，往往并不通过合法手段予以积极合理解决，而是采取贿赂收买工会头目等违法方式处理，易造成无穷遗患，最终致使问题升级。

“爱恨交织”的合作伙伴

几乎所有企业进行新能源海外投资的一线操盘手，都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到了“痛苦”二字，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跟合作伙伴的关系。

2010年11月，隶属于国电集团的龙源电力与中非发展基金、南非穆力洛可再生能源公司正式签署南非风电合作开发协议，以合资公司为主体开发南非风电项目。

由于不熟悉当地环境，龙源电力工作人员最初“从最小的吃穿住行都得靠对方”，随着合作深入，矛盾日渐增大，以至于中非基金中途愤然退出，原因竟然都是“日常费用等小事”。

三年间，龙源电力已在南非办公室投入了约300万美元的前期投入，随着南非风电电价的进一步降低，知情人士预测，项目收益率的降低或让龙源电力在南非进退两难。

实际上，清洁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有着明确的专业化分工：投资的前期需要跟私人业主、各种政府审批部门打交道，核心是法律问题和当地资源建设；后期则涉及全球的供应商管理、工程建设和交付后的电力运营——显然，徒有资金并不足以让中国企业如鱼得水，一个拥有当地资源的合作伙伴非常重要。

信任你的合作伙伴，这成为各国企业海外清洁能源投资的巨大挑战。王海波说，从金风科技自身的经验来说，如果要将走出去可能遭遇失败的原因分类，80%的问题都出在企业自身内部，外部环境因素仅20%。他认为，从金风科技的走出去实践过程中得到的教训是，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并非一线人员经验不足，而是国内管理层在缺乏海外投资的经验的情况下，又不愿对下属授权。

“往往日常的事务最能体现企业的素质，国有企业走出去，说是注重双赢合作，强调授权，实际往往难以做到，与合作伙伴互相猜疑等情况时有发生。”一家电力央企的海外投资合作伙伴说。

“策略应对为主，谋略不足”

“目前，中国企业的清洁能源国际化多是稀里糊涂在做，以策略性应对为主，谋略不足。”海外协会的研究部主任张世国对南方周记者说。

过去两年，德国拜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学军跟中国试图海外投资新能源的国有企业都接触了一遍。他发现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海外扩张都来自子公司的推动，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往往缺乏规划，计划性差，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统一战略。

一位长期从事海外新能源项目开发的业内人士总结说，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艰苦性和时间周期需要有战略规划：第一个项目，失败的可能性较大，自己培养的团队刚混个脸熟，根本谈不上独当一面，要尽量减少损失，争取不亏；第二个项目，团队参与能力逐渐培养起来；第三个项目则要完全参与，达到系统全部上手。

“目前一些企业一共就规划了一个项目，到海里游了一次泳，呛了一口水，就说海里不好，不玩了，让人扼腕叹息。”上述业内人士慨叹说，往往企业口头上说要去“种地”，实际却恰恰在“打猎”，妄想短期暴利。

在张世国看来，各个行业成功的海外投资案例均表明，走出去需要“一股劲儿”，这股劲儿往往来自企业坚定的海外战略，依靠运气和“打猎”心态，往往难以获得长久成功。

“萎缩只是暂时的”

尽管增速放缓，但日渐庞大的清洁能源海外投资总量，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2013年6月10日，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就在华盛顿召集了一场针对中国企业海外清洁能源投资的研讨会。他们发现，过去五年中国对美国的清洁能源投呈显著增长趋势，使美国受益。

今年初，汇丰银行一项面对二百多家“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调查显示，虽然目前全球经济前景尚不明朗，但内地企业对于继续拓展海外业务的热情丝毫不减，83%的受访企业计划继续扩张海外业务。此外，受访企业对其海外业务的收入增长前景表示乐观。

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碧珺看来，尽管前阶段中国企业的海外清洁能源投资挫折重重，但妄下判断还为时尚早，一些现在看来是失败的项目，也许再等五年就是成功的。

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投资了多座太阳能电站后，阿特斯太阳能电力董事长瞿晓铧说，他希望到2013年底，来自新能源项目的收入能占到公司总营收的40%—50%；正泰太阳能副总裁陆川则表示，在经历了多个国家的投资坎坷后，正泰已经逐渐总结出一套投资方法论，这将更有助于下一步的投资。

“萎缩是暂时的。”大唐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副主任时文刚说，国内风电市场的不景气导致各大风电企业收入大幅减少，“供血不足会导致活动能力下降”，长期来说，他仍看好海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