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元： 将革命进行到底

“博学，认真加持之以恒，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凡是人能做成的事情，本着这样一个原则，都能在你的脚下或手中实现”。6月7日，在成都财富全球论坛索菲特万达酒店的采访间里，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对本刊记者畅谈梦想。

他完全有底气这么说，因创建生产鱼饲料的工厂，22岁的刘汉元便坐拥千万财富，25岁后身价过亿，逐渐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饲料大王。2006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刘汉元跨界进入完全陌生的新能源领域，并在短短几年里收获“中国光伏新能源第一人”的头衔。上帝似乎格外偏爱这个爱梦想的川人，目前刘汉元的两个梦想恰恰与通威集团的两大主业相吻合——食品安全与能源安全梦，对应于农业与太阳能光伏两大产业链条。

在中国太阳能企业的发展谱系里，无论是刘汉元，还是通威集团，都显得有些另类。不同于尚德集团董事长施正荣、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等企业创始人强大的技术背景，也不同于尚德、皇明、汉能专业清晰的公司定位，刘汉元领导下的通威，从做鱼饲料转战新能源，总给人不务正业，乃至拉低光伏行业门槛之感。

可在刘汉元看来，世界上的事，只要想透彻坚持去做，就一定能做成，进入新能源领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在2006年跨入这一行业前，我们用了整整一年多时间，对整个多晶硅乃至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竞争现状、发展前景和自身条件、优势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缜密的思考，尤其是对自身所具备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及环境资源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证。”

事实上，并不为人熟知的是，刘汉元早在2002年已进入硅产业链条。更易为人忽略的是，鱼饲料的生产并非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端产业，从四川水产学校毕业，19岁便发明“渠道金属网箱式流水养鱼”的刘汉元更是一个技术狂人，通威做光伏新能源，并不缺乏技术基因。

更重要的是，刘汉元看到了新能源即将带给世界的革命性变革。

“太阳能是我们目前可使用的能源中一次性转化效率最高，并且使用最简单、最可靠、最经济的新兴能源，具备十分独特的优势，是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刘汉元为2010年6月出版、与刘建生合写的《能源革命：改变21世纪》一书中所写的一段序言。

进入新能源领域后，与黄鸣相似，刘汉元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不断为行业鼓与呼，建言政策扶持。他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的提案：《加快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构建国家能源安全供应体系》还在2012年11月6日被评为优秀提案。

在行业形势最好时候进入，很快经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美欧“双反”的一系列冲击，刘汉元对行业依然充满信心，决意将这场能源革命进行到底。

面对记者提问，刘汉元回答：“大方向没变，也许未来一段时间大家会看到更大的动作，方向没变，只是节奏有所改变。”

刘汉元的革命信心究竟来自何方？通威的新能源布局又将做出什么调整？

技术基因

1981年，当来自四川眉山小城的刘汉元在中专院校——四川水产学校毕业时，只有17岁。

在当时的中国，一年中能吃到一次鱼简直像过节一样，据刘汉元回忆，在1983年春节期间，成都市场上猪肉一斤0.99元，鲤鱼却卖到12～13元一斤。

毕业后，刘汉元在眉山水电局当水产技术员，常年走乡串户宣讲农业渔业技术。他用学到的技术指导着一个个养鱼万元户，自己却只挣每月38.5元的工资。渐渐地，刘汉元产生了自己养鱼的想法。

报纸上，德国和日本自动化的养鱼装置甚至可以达到1立方米水体每年500公斤到1吨产量的消息更刺激了他。从水流考察、网箱材料、饲料配制到科研资金一个个问题的突破，刘汉元发明的“渠道金属网箱式流水养鱼”技术，大获成功，折合亩产2.53万斤，创造了四川养鱼史上前所未有的高产纪录，该项目获当年四川省水产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6年，该项目被列入农业部“星火计划”，正式向全国推广。就在刘汉元的养鱼生意名声大噪之时，他敏锐地察觉到更大的商机，开始投入全部精力研制鱼饲料，转型创办饲料生产企业——眉山县渔用配合饲料厂，进入养鱼产业链条的上游，奠定了通威未来“全球最大水产饲料帝国”最初的基础。

鲜为人知的是，从最初的养鱼创业阶段起，刘汉元就是一个业余电子产品研究爱好者。他可以自制单体管收音机、落地式音箱，乃至电唱机、直流电动机、电唱盘，动手能力极强。

2006年，当刘汉元决意进军多晶硅市场时，着眼点仍是技术。经人介绍，他认识了70岁的多晶硅专家戴自忠教授。戴自忠宣称自己有一套独创的、尚未经生产验证的多晶硅生产理论，与全球主流的“改良西门子法”相比，可使多晶硅生产成本大大下降，且不产生污染。两人相聊甚欢，刘汉元看重老爷子的技术，决意一试。

当时正处多晶硅的黄金期，刘汉元渴望能早点进入市场，分享盛宴。2007年5月24日，通威集团与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斥资50亿元与四川巨星集团联合在乐山建立世界级多晶硅生产企业——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设计规模为年产多晶硅1万吨，首期项目为1000吨。为降低风险，刘汉元将1000吨中的200吨交给戴自忠带领的团队去做。

2008年2月底，仅用了一年时间，戴自忠设计的200吨项目完成装机、调试，创中国多晶硅产业最快速度。3月，项目正式试产，7月，首批正式试产的多晶硅样品被送到美国权威机构检测。纯度超过了8个9（99.999999%），远超太阳能发电硅片所需的6个9，并且生产成本降低了一半！

刘汉元将这项世界首创的生产工艺创新技术命名为“永祥多晶硅生产法”，并申请了几十项专利。自此，通威的多晶硅生产技术引领世界先进水平，开始在新能源企业中脱颖而出。

谁能想到，一家生产水产饲料的企业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技术基因，这一切与它的创始人自不可分。

产业链梦想

多晶硅生产顺利启动后，通威并没有过几天好日子。

高额利润掀起的投资狂潮，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多晶硅的市场价格应声下跌，从最高的400万元/吨跌落到40万元/吨以下。通威只赶上下跌前的末班车，在第一炉多晶硅卖出330万元/吨的高价后，刘汉元不得不放缓项目上马速度，并开始布局自己完整的光伏新能源产业链。

打开通威集团首页，可以清晰地看到公司的产业链梦想，“计划用5～8年时间，分三个阶段，整合包括多晶硅、单晶硅、硅片加工、光伏电池片和组件生产以及完整而系统的光伏产业链，逐步将永祥股份打造成世界级太阳能光伏企业”。

完整的产业链无疑是刘汉元控制成本、带领通威度过产业寒冬的重要武器。

事实上，通威的光伏产业链要比其集团首页上描述得更全，行动也更早。“从氯气、氢气、氯水、三氯氢硅，到多晶硅都由自己生产。而赛维LDK、洛阳中硅等光伏企业，基本上都是从多晶硅开始生产的”，刘汉元在一次采访中对记者说。

那还是2002年的事。乐山一家饲料企业巨星集团投了一个4万吨的PVC项目给永祥股份，后因资金短缺，巨星邀通威以50%的股权进入永祥，全面接管生产管理。刘汉元自此成功进入氯碱化工领域，而氯碱可以生产三氯氢硅，三氯氢硅正是多晶硅的原料。

2010年6月7日，通威集团总投资达20亿元的二期3000吨多晶硅项目启动，并于2011年8月30日成功投产，而一期6000吨的项目也于2012年上半年投产。

此外，通威集团还在成都双流投资兴建了多晶硅深加工光伏项目，并在下游的太阳能发电领域，取得探索性的成功。

2007年，通威集团启动“中华思源工程·阳光计划”，每年拿出500万元，连续十年，共捐赠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太阳能研发，同时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光伏发电。截至目前，通威已在河北丰宁、四川理塘修建5个公益性质的光伏发电站。

2011年9月21日，通威集团在新疆投资260亿元启动光伏一体化项目，由永祥投资建设包括5万吨太阳能级多晶硅项目、3GW太阳能硅片及电池项目和供生产所用的5座各35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

不断将产业链拉长，同时随时根据行业发展形势，调整自己的发展节奏，同时，通威集团另一主业：饲料生产所提供的充沛资金支持，使刘汉元与多数同行相比，显得更加从容不迫。

“放出来”的未来

在许多场合，刘汉元总不忘宣传光伏发电的宏伟前景。

“如果将中国西部100万平方公里沙漠化土地的1%架设光伏发电，即1万平方公里所发电量就足够目前全中国使用！”

而对制约光伏发电的关键因素——成本，刘汉元十分乐观，“很乐观地告诉你，它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今天的成本已经是书上（《能源革命：改变21世纪》）写的2015年的成本”，在6月7日的成都财富全球论坛上，他对本刊记者说。

刘汉元用“种瓜得瓜”的譬喻进一步解释：“到目前为止，中国光伏发电的成本已基本上可以控制到6毛钱到8毛钱，加上合理的收益利润，可以用1块钱甚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低于1块钱的成本生产，在条件好的地方半年就可以把成本收回，差一点的地方一年可以收回来。而光伏组件可以稳定使用20～30年，也就说我们种一个瓜，可以收获20～40个瓜，好的地方可以得到50个瓜。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这是一种空前的能源生产方式。”

继美国实施对华光伏“双反”制裁后，6月初，欧盟委员会对华光伏产品“双反”的初裁结果终于落地——从2013年6月6日起至8月6日对产自中国的光伏组件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如果在此期间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和解协议，将从2013年8月6日起将反倾销税提至47.6%。

刘汉元认为此次“双反”，“欧盟成员国里绝大多数国家是反对的，百分之七八十的行业参与者也是反对的。只是个别企业、人员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进行的”，而这种“爱告状的小男孩”的行为，实则出于对中国光伏产业“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讲，损人不利己。

可不管怎样，面对美、欧接连对中国光伏产业施以辣手，政府与业界必须接招。面对尚德、赛维一批光伏代表企业的破产，刘汉元认为政府在“稳住国内产业方面动作太慢，举措不够坚决有力”，对众人诟病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他看来，“这个行业今天的产量还是未来的一个零头，并不是根本的饱和，所以不需要这种练了冬天，练了苦力，最后活下来一个好种子再去发展”。

而目前制约国内光伏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认识和观念的不到位，政策和配套措施的不及时”，应该尽量运用市场机制制定政策。

谈到这里，刘汉元脱下西装，将身体从沙发中拉了出来，“比如电价收购政策，明确下来以后不要审批那么多，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跑、去批？这中间藏污纳垢、充满权力寻租，管控意识太强会阻碍这个行业的发展！”

“只要政策能给投资者一个零风险、合理的回报，资金和资源是无限的。制定政策一定要动员市场基础，千万不要政府天天去看、去批、去管。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不是管出来的，是放出来的！未来这个行业也要放开，大家要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去做、去改”，刘汉元讲话时不断晃动着手指，有些激动。

未来是“放出来的”，而不是“管出来的”，刘汉元的话大抵是与他一样苦苦打拼的民营企业家的心声。在新一届政府一片声的“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将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交给市场”的呼声中，人们仍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