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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跌宕起伏的光伏行业，一家民营企业选择了“逆生长”。而衔枝筑巢的合肥也以此为契机，勾勒“GDP冲动”之外的产业发展路线图。
曹仁贤对近期阳光电源节节攀升的股价显得并不激动。面对已经拥有的几十亿元财富，这位带有学者气质的民营企业家显得淡定而凝重。
“早知道这么难就不出来做企业了。”作为合肥工业大学的一名教授，曹仁贤16年前离校创业时，并没有预见到光伏行业是如此跌宕起伏。相比坚持时的孤独、深陷困境时的无助、转型期的迷茫以及处于巅峰时的高处不胜寒，曹仁贤在《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面前没有掩饰对当初教书幸福时光的怀念。
当市场把一个行业高高举起又重重摔下时，不在其中的企业体会不到当时的惨状，这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但曹仁贤和其创办的阳光电源在行业的每一次峰回路转时都抓住了机会。
创业之后经过将近10年的等待，曹仁贤终于迎来了全球光伏市场的春天。但此时阳光电源却面临着资金周转困境，不得不引进700多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恰恰是这笔风险资金，为其打开欧洲市场输送了血液。
在全球光伏市场启动之前，阳光电源安全渡过了资金困局。
当2011年全球光伏寒风凛冽时，曹仁贤刚刚完成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中国政府为拯救光伏产业，开启了内需市场。曹仁贤以资金之剑，再次率领合肥当地的光伏企业开始“西进运动”——在甘肃酒泉等阳光资源丰富的中国西部地区投巨资建立大型发电站，向光伏发电站领域进军。
在全球光伏市场危机之后，阳光电源力促在光伏产业中的再次逆变。
合肥光伏梦
阳光电源是合肥光伏产业中的孤独者。
1997年，曹仁贤从合肥工业大学辞职下海创立了阳光电源公司，主业围绕电力电子在新能源中的应用。此时合肥的光伏产业一片空白。
合肥光伏产业真正起步于2009年，已经创业12年的曹仁贤在合肥光伏集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9年9月6日，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小峰受邀来到阳光电源公司总部，参观考察了阳光电源的产业基地、并网发电站和科研中心。
赛维LDK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太阳能硅片生产企业，与阳光电源是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因为工作关系，曹仁贤与彭小峰关系密切。
彭小峰的到来并不仅仅是看看阳光电源的逆变器，或者与曹仁贤叙叙旧。当天，时任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接待了彭小峰，邀请后者在合肥投资建厂。
2010年3月9日，孙金龙率团考察了赛维LDK在江西新余市的总部，后来促成了赛维LDK在合肥投资大型光伏项目。8月15日，占地9.11万平方米的合肥赛维LKD 1600兆瓦的光伏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也是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次性开工建设的光伏项目。项目落地合肥后，赛维LDK总部所在地的新余市官员甚至指责彭小峰为什么不把项目放在新余。
依托赛维LDK项目，合肥光伏产业走上了快车道，海润光伏、晶澳太阳能、彩虹光伏等一大批光伏项目落户合肥，总投资超过了220亿元。
而合肥光伏异军突起的背后，除了合肥政府的搭台之外，曹仁贤以及阳光电源所积累的光伏人脉资源发挥了桥梁作用。
“作为本土光伏产业领头企业，阳光电源在合肥光伏产业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做光伏电站必须用到逆变器，阳光电源可以看做是一个枢纽，很多知名光伏企业都与其联系紧密。从某种角度讲，阳光电源及曹仁贤对合肥光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合肥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王文松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十年等待
“创业之初我就考虑，如果做同质化严重的产品，很长时间内肯定毫无优势可言，要做就做把技术、专业真正投入应用的公司。”曹仁贤按照这种思路在光伏产业链上选择：多晶硅太过于专业，电池组件技术投资生产门槛不高，而做光伏电站国内还没有市场。
曹仁贤最终锁定了逆变器。逆变器本身技术很简单，但其中涉及微电子、新能源、半导体等多种技术，要想做出特色并非易事。
创业初期，阳光电源生产的逆变器只能用于小范围市场，比如西北地区牧民家的电视机、卫星接收机的供电、部分村庄供电。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其业务范围逐步延伸到工业、通信领域，包括南疆铁路、青藏铁路等。
2002年，阳光电源迎来公司的第一次转型机会，承担了国家“送电到乡”工程，为西部不通电地区送去太阳能电力。第二年，阳光电源凭借技术优势，研制出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并网逆变器，这台逆变器至今仍在稳定地运行。凭借这一成果，阳光电源前面的路似乎顺利了些。
当时全球气候变暖，能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国外开始大面积应用并网系统，这是阳光电源一直梦寐以求的机遇。然而当时国内电力系统体制相对保守，虽然他多次试图说服电力部门，但都没有成功。
无奈之余，曹仁贤只能把目光转向国外市场，着手向国外出口逆变器。通过几年的探索，到了2009年，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已经做得风生水起。“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几乎是只要能做出来就会有人要。”曹仁贤如此描述当年的情形。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对国外市场认可程度高，而国内当时对于技术的认知度明显不足。欧洲的市场门槛很低，技术门槛却是最高的。“技术门槛恰恰是我们能克服的。”曹仁贤介绍。
当时阳光电源的海外市场主要是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地区，现在阳光电源的产品才进入德国等主流光伏市场。中国企业把逆变器卖给德国，可能90%的人不相信，因为德国的光伏产业实力有目共睹。
在当时，欧洲无疑是中国光伏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再加上美国，整个欧美市场占到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量的80%以上。而在全球市场上，中国的光伏产品已经垄断其中的六成。
如果说，追逐财富是光伏产业狂飙的原动力，那么欧洲光伏市场的巨大需求，则为这场疯狂的追逐安装了加速器。
资本之剑
在行业低谷之初的2011年，之所以阳光电源能够比其他光伏企业活得更滋润一些，因为它在这一年引进战略风险投资，实现了成功上市。
上市之前，在发展方向选择上，阳光电源曾多次徘徊。国外市场开始萎缩，而国内市场尚未启动，那段时间，阳光电源的公司战略一度十分混乱。为了生存，公司着手接触新能源之外的很多擦边业务，包括应急电源、UPS电源、开关电源等。
阳光电源是从事新能源业务的公司，如果长久坚持生产这类擦边产品，必然会造成品牌认知度、集中度打折。幸好这一混乱状态没有持续太久。2007年7月，风险投资的加入，把阳光电源拉回了正轨。
“引进战略投资就要以股份稀释作为代价，但出于无奈，而且这对企业发展是有好处的。”回想起来，曹仁贤认为当时引进战略投资恰逢其时，“引进早了，可能导致企业股份过多外流，失去自身价值，而引进晚了，可能公司就破产了。”
引进来自意大利的战略投资以后，阳光电源认识到之前的战略错误，赶紧做减法，把各种边缘产品全部砍掉，虽然这些产品当时的效益不错。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做两件事情可能成功，做三件事情是注定失败的，我们抵制住诱惑，只坚持做逆变器，保住了公司核心竞争力。”曹仁贤说
随着战略投资的注入，阳光电源的资金缺口马上得到补足，公司规模迅速扩大。公司有了钱，信心似乎也足了，引进的700多万美元让阳光电源有了在两三年内做几件大事的底气，而不再缩手缩脚。
此外，在引进资金的同时，阳光电源也引进了人才，带动企业内部变革。当时，阳光电源通过国际猎头公司帮其搜求人才，健全和完善董事会制度，还进一步提高了产能和研发能力，并且开始尝试赊销方式。变化带来了新的希望。
西进运动
2011年，光伏行业步入低谷。
“一家企业如果有核心技术优势，一般是可以成功的。但如果公司技术是山寨的，则注定面临失败的结局。”在曹仁贤看来，疯狂的模仿和复制是光伏产能过剩的根源。
像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多晶硅和太阳能电池板，国内很多企业引入国外生产线，运回来后插上电，生产线就能运作。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产能，在利益驱使下大举跟风扩产，注定了产能过剩的结局。
有些投产稍晚的企业，甚至没有来得及收回投资就濒临破产。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王文松介绍：“经常有本地企业抱怨，如果企业早投产一年，最起码投资基本可以收回来。”
因为拥有核心技术优势，阳光电源没有陷入这场疯狂的低水平内斗中，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模仿的对象。阳光电源研制出新产品，会有企业偷偷复制，甚至不管产品尚处于不成熟期，把阳光电源电路板上画错的地方也照葫芦画瓢地搬了过去。
得江山易，守江山难。曹仁贤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来保持相对领先优势。“我们每年投入近亿元来做研发，通过不断地积累微创新，进而做到突破性创新，实现产品性能革新或者降低成本，才把跟风者的‘武功’废了。”曹仁贤说。
当时，仅逆变器市场的竞争已经非常残酷。有一组数据可以佐证，2011年，在德国慕尼黑光伏展会上的逆变器厂家有500多家，到了2013年，就只剩下几十家了，厂家死亡率高达90%。
2011年下半年，为了拉动内需、提振光伏产业，合肥市政府提出光伏行业“走出去”战略，把本地龙头企业打包推到西部，在西部开发电站，消耗企业过剩产品。
“我们的想法是充分利用合肥光伏产业的基础，通过政府推动，拓展西部市场，在西部打造一个光伏三峡，实现产能释放，拉动本地企业发展。”王文松先后6次深入酒泉和嘉峪关，为合肥光伏企业和当地政府牵线搭桥。
由于当时合肥其他企业资金比较困难，而阳光电源刚刚上市，资金相对充足。曹仁贤决定在合肥市政府启动的“西进运动”中，带头在西部阳光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光伏发电站。合肥市官方把这一行动称作“借光发展”。
在阳光电源的带领下，海润光伏、晶澳光伏、赛维、中南光电等合肥企业都参与到“借光发展”计划中。事实上，西部地区也有招商引资策略，即拿资源换制造。西部地区政府给企业审批，让企业在西部建光伏电站，但需要企业在西部建厂，包括生产组件、电池片等。
阳光电源和甘肃地方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设立酒泉（合肥）光伏产业园，并和三峡新能源投资9亿元建设100兆瓦的酒泉光伏发电站。电站由阳光电源提供逆变器，其余组件大多优先选用合肥企业的产品。
此时，整个光伏行业依然低迷时，做光伏电站的市场前景并不明朗。担纲之后的阳光电源或许产生了些许悔意。但曹仁贤认为，合肥市发起的“西进运动”是包括阳光电源在内的光伏企业向光伏电站业务转型的关键一战，会坚定地走下去。事实上，近期坚挺的股价恰是对曹仁贤决策的强力支持。
分布式探索
尝到集成电站甜头的阳光电源，除了在西部建设电站外，自然不会放过家门口的机会。
阳光电源首先在公司的屋顶全部装设光伏发电站，所发电量除生产用外，还有一部分送到国家电网[微博]。“作为一家大型生产企业，我们不仅没有用国家电网的电，还为其输送了电量。”曹仁贤对此显得颇为自得。
而阳光电源在东部地区的第二个分布式电站很快将在荣事达公司屋顶上开工建设，该电站为10兆瓦。“我们在合肥的大型物流中心屋顶、公共大型建筑屋顶筹划建设电站。”曹仁贤表示，考虑到屋顶承重问题，每个选择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
其实，建设电站能够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这与合肥市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国务院出台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同时，合肥市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和推动示范应用的“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的理念、内涵和措施都与国务院出台的政策契合，其中包括合肥市在全国范围内首个对光伏电站每千瓦时电补贴0.25元的政策等。
在曹仁贤看来，在光伏行业发展趋势不明朗之际，政府直接给企业补贴并不合理，因为很难确定哪家企业该补、哪家不该补，还容易受到国外企业的质疑，而补贴终端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
这期间，合肥市政府还主导了光伏下乡，在肥东、肥西等县选择了100户贫困户家庭，政府投入300万元资金免费为其建屋顶电站，电站建成后的运营和维护都由政府负责，电站收益完全归贫困户所有。这100座屋顶电站已经完成招投标并开始建设，预计今年10月底实现并网发电。
这种模式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我国西部还有不少贫困户，一旦合肥光伏电站扶贫模式能够成功，对于西部地区发展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通过计算，按照合肥的光照条件，这100户贫困家庭依靠屋顶电站，每年都能有2500元左右的收入。帮助其建立屋顶电站，既解决了扶贫问题，又对光伏屋顶电站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合肥市市长张庆军评价这项工程：“让贫困户躺着也能发点小财。”
合肥市政府还鼓励有能力的富裕家庭申建屋顶电站。今年6月，合肥市在肥东选择了5个村干部带头示范建设电站，这些电站已于6月28日实现并网发电，现在每户每天发电15千瓦时左右。
这些受益的带头农户曾经专门对王文松致谢：“原来我们家买了很多家庭电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微波炉，但大多只是摆设，太费电根本不敢用，现在自己发电自己用，用电器再也不担心费电了，剩余的电还可以卖给国家电网。”
这几句话深深地触动了王文松。在他看来，屋顶上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对家电在农村市场的普及也有巨大拉动作用，当老百姓不用担心耗电时，家电必然能在农村市场得到进一步推广。
风险未卜
目前合肥市光伏应用电站建设如火如荼，但在曹仁贤看来，这种顺利背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并网问题。虽然现阶段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光伏电站并网得到国家电网合肥供电公司的支持，但毕竟涉及利益竞争，而利益的调节是最难的。
“你从别人碗里挖饭吃，对方未必真心愿意。我们关注的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合作机制。我认为应该采取措施给利益受损方补偿，比如和用户合作时，通过电价打折或者租赁屋面来进行。”曹仁贤说。
除了这种双方配合局面能持续多久需要打问号，彼此之间的配合也是问题，如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过程中涉及到计量，但计量表很贵，电站所有的计量表应该谁来出钱、大型屋面光伏电站的防火等安全问题由谁来考核等很多细节，都还没有彻底、明确地解决方案。一旦出现着火事故，必然会带来不少阻力，说不定消防部门会禁止在屋顶装设光伏电站设备。这些隐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家庭在申请建设屋顶光伏设备时会有所顾虑。
此外，合肥出台地方补贴政策，还没有上升为一种法定政策。曹仁贤坦言，他有次申请银行相关贷款时，被银行反问补贴政策是哪里出台的。他希望合肥市人大常委会能通过文件的形式把政策固定下来。
光伏电站建设业务占阳光电源所有业务比重或许会逐步增加，但曹仁贤坦言，他还没找到阳光电源在电站建设方面的最核心优势：“要尽快找，如果非说要有，只有基于逆变器上的品牌效应和对于电力电子技术的积累和延伸。但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电站业务做不好，可能会对辛苦建立的品牌造成负面影响。”
近期，阳光电源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西北地区，同时公司确定了东部地区的“抓屋顶”战略。由于合肥发电环境不如西部地区，阳光电源在皖北的荒山地面也获取了一些资源，但都还没有开始建设。
阳光电源在逆变器上做到了亚洲第一和世界前三，转型进入光伏电站建设领域的曹仁贤还需要再找到新的核心竞争力。就像一艘几经颠簸、在光伏大海中航行的船只，阳光电源还需要另一盏明灯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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