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打破产能过剩怪圈

当潮水褪去之际，才知道谁在裸泳。经济也是如此，当增长放缓之际，昔日蒸蒸日上的生产能力也开始凸显出过剩压力。

最近中国社交媒体内流传一份全球钢产量排名，第一名是中国（不包括河北）第二名是河北（不包括唐山），第三名是唐山（不包括瞒报），然后是日、美、印、俄、韩、唐山（瞒报产量）、德国。

这份名单戏谑之余，也揭露了中国产能过剩幕后的冰山一角，那就是中央调控与地方瞒报的猫鼠博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即表示，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尤其部分地方政府以追求经济和财税收入的高速增长为目标，通过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供给、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招商引资，扭曲了市场信号，影响了企业正常的投资决策。

如今中国不少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水泥、光伏等领域更是全行业过剩，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去年曾经列举一份数据，表示不少行业生产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峰值，“仅仅河北迁安县（市）一个地区的产量就超过了德国，唐山地区钢产量超过了欧洲……水泥、船舶、太阳能、风力发电设备均表现出产能过剩，包括发电设备制造在内，产能已经达到年产1.6-1.8亿千瓦。”

中国产能过剩是不可回避的现状，那么如何解决呢？这是一个有趣的争议话题，苏波认为化解产能过剩和深化改革将同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大幅度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行政性干预。然而，苏波发言之后，一位在场的发改委官员即表示，化解产能过剩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需要考虑政府和市场的结合。

这位官员“一分为二”的发言代表了不同部门对于产能过剩的理念差异，甚至也暗示了中国决策层对于产能过剩现象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是产能过剩推手是不争事实，另一方面最终约束的方法却离不开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手段，导致付出代价的往往是企业甚至是民企——例如江苏名噪一时的“铁本事件”正是一个绝佳案例，以削减产能过剩之名，行极端方法减产能，效果如何呢？即使一家野心勃勃、实力不菲的企业从此步入陨灭，多家国有金融机构遭遇财务损失，却无法彻底根治产能过剩的行业固疾，冒险与金钱、权力故事仍旧在中国各地继续。

产能过剩不是新话语，但近年才开始进入中国官方决策核心议程。值得一提的是，习李政府的首次中央经济会议之上，对于产能过剩不可不谓重视，强调“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对比之下，胡温时代的宏观调控往往纠结于经济冷热问题，这并非当时没有产能过剩，而是因为产能问题被国内消费以及对外出口所掩盖。

换而言之，如果说过去产能过剩只是一个可能隐患，如今则已经成为会随时爆发的定时炸弹，近年产能过剩的数据攀升颇能说明问题。根据经济学者刘海影对全球214个国家经济数据的研究，过剩产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低过剩产能国家平均经济增速是高过剩产能国家的3倍。根据他的研究，韩国在1996年过剩产能超过了30%的门槛线，随后1997年东南亚危机爆发，韩国经济遭遇重创；对比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过剩产能已经比较严重，大约在23%左右，2008年之后过剩产能飙升，到2012年年底已经超过32%，去年则继续上行。

经济有其规律，任何短暂的狂欢终究会面临漫长的偿付。中国产能过剩率的攀升，对应着是四万亿刺激政策以及国内巨量投资。近年债务风险引发关注，但我始终强调，实体层面的产能过剩也就是金融层面的债务累积，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三块看似独立的问题正是是中国经济症结的三位一体，其最终结果则导致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加大。

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产能过剩的增长惯性在于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那么“宏观过热，调控民企”的老路注定无功而返。对应当下的经济形势，承认过剩产能根源所在，消化吸收过剩产能将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就意味着两条出路，那就是化解存量消除增量，一方面必须允许甚至鼓励有序破产程序，让不再具有经济合理性的企业出清，另一方面则应该进一步约束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介入，这也关系未来中国社会规则与法治重塑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