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新兴产业 ,也可能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潭。报载,我国机器人企业已超2000家,而且还在走扩大产能、进口核心零部件搞组装的老路。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体系明确锁定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十大领域时,各地趋之若鹜,后果很严重。
我国制造业沿袭了数十年低端、组装、代工(OEM)、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的路径选择,其路线图是,先来一个时尚概念,比如智能制造、生物医学工程、新能源等,各地竞相布局,高价引进国外设备、零部件,或以市场换技术,待到具备相应技术和能力时,便出现了产能过剩,低价向国外出售,于是又引来国外的反倾销。
新兴产业意味着可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但我国一些新兴产业没有获得高利润反而跌进低附加值陷阱。一些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并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上,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仍局限在组装、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处于价值链的弱势位置上,并继续付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这种路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来的浮躁气息的弥漫,前脚踩油门,后脚踩刹车。比如光伏产业的环保节能基因决定其必然是朝阳产业、新兴产业,用“烈火烹油”来形容当初我国光伏产业突飞猛进不为过。几年前,全国有2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千亿元光伏产业基地或产业园区,而彼时全国市场容量还只有3000亿元。2011年我国光伏组件总产能达30GW,而全球装机量只有20GW。产能无序扩张和过剩,我国光伏产业仅仅经过几年便遭遇灭顶之灾。
由于没有统一的能耗、占地及环保标准,我国多数多晶硅企业在成本、质量等方面很难与国外企业抗衡。据美国投资机构MaximGroup统计数据,我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的债务累计已高达175亿美元,约合1110亿元人民币,整个光伏产业已接近破产边缘。其标志性事件是光伏“双子星”赛维和尚德的陨落。
作为我国光伏业巨头,赛维曾头顶世界第一大太阳能多晶硅片企业的桂冠,董事长彭小峰一度跻身新能源首富。当产业步入寒冬期后,因资金链断裂、近300亿巨额债务缠身、供应商逼债,把赛维逼向破产重整。光伏双子星中的另一颗,全球最大光伏产品和面板制造商尚德,是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中国民企,曾经一年花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上的资金就有6000万之巨,风光无二。当负债超过200亿,尚德在美国发行的债券于2013年3月出现违约,次年2月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地方政府的GDP情结也是中国光伏产业盛极而衰的推手。评判地方官员升迁的标准中,GDP一直是最重要的考核目标,加上各地关于就业、税收等方面的考量,地方官员都有动机去铺摊子,扩大投资。政府不但一手将这个行业捧大,给予该产业各种特殊的政策优惠,而在其产能过剩时又没能及时合理引导,反而继续提供各种支持。在光伏行业蒸蒸日上的日子里,地方政府主导建立了众多的“太阳城”和“光伏产业园”,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引来更多的光伏企业和项目上马。以江苏为例,这个全国光伏第一大省自2008年开始,先后建设了常州、无锡、金坛、常熟、镇江、扬州、盐城、徐州、泰州、高邮、启东、苏州等光伏产业园。在缺乏人才的盐城,也打起了光伏产业的旗号。其实有许多光伏产业园,只是做点与光伏产业多少沾点边的低端产品、外围产品。
2016年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开局之年,可以这么说,如何在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在推进中杜绝盲目粗放扩张,避免重蹈光伏产业的覆辙,以新兴产业为龙头的我国制造能否脱胎换骨转型,关键要看是否真正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
首先,要更新观念。新兴产业要有新颖的发展路径。机器人、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必须另辟蹊径,通过发展路径的创新,提高我国在全球新兴产业中的国际分工地位,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要制定布局规划。创新资源是有限的,市场空间也不是无限的,不顾市场发展规律、一窝蜂地盲目投资会产生新的问题。要防止各地一哄而上,项目审批必须严格,不但在总量上要控制,在微观上也要把关。合理的布局规划是避免重蹈路径依赖的要害所在,要根据市场需求总量来规划产业布局,用规划来约束扩张冲动。
再次,有序发展新兴产业,机制体制变革是核心问题,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只要矢志不渝、一步一步推进,成效最终会显示,这也是长久之计。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不要拘泥于眼前的GDP增长。
此外,还需及早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针对关键技术部署研发力量,对“关键的薄弱环节”给予足够的研发投入。在重大技术节点抢先技术突破并注册专利,以专利扞卫新兴产业。技术可行性一旦确立,应尽快制定行业或国家标准,并抢占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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