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电力过剩形势不断加剧 央企纷纷剥离水电资产

“西南地区弃水严重，仅云南、四川两省去年弃水400亿千瓦时。能否确定一个目标，到‘十三五’末，将两省弃水量降至100亿千瓦时?”6月23日，中国国电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谢长军在中电联举办的“加快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发出了上述呼吁。

同一天，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公告：国电恩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恩施水电)正式挂牌转让旗下控股企业——巴东县联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底价701.94万元。

这是2017年以来，国电恩施水电转让的第4起电站股权，也是中国国电集团(以下简称国电)持续剥离的第13家水电资产。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国电大规模剥离水电资产，主要涉及旗下6个子公司的13家水电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转让的水电项目无一盈利。其中，有8家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均处于亏损状态，4家营业收入为0，1家企业利润情况尚未披露。

作为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国电，剥离水电似乎并非个例。早在今年2月，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便公开打包12项水电资产，进行集体转让。频频被剥离的水电真的从曾经的“香饽饽”成了“垃圾电”?

缘何剥离?

随着电力过剩形势不断加剧，2017年不少发电企业放缓了投资步伐。国电集团董事长乔保平此前就公开表示，今年将控制投资在448亿元以内，低于2016年的582亿元。

其中，以水电投资下滑首当其冲。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此前发布的《2017年一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指出：第一季度，全国水电完成投资同比下降13.2%，受来水偏枯和上年底蓄能值相对偏低的影响，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水电发电量同比下降4.1%;全国水电设备利用小时623小时、同比降低68小时。

事实上，2016年以来，水电开发明显降速。全国新增水电装机规模约1000万千瓦，总装机3.3亿千瓦，新核准开工重大水电项目11个。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显示，常规水电的新开工规模相应“十二五”时期减少了一半，中国水电建设幅度开始下调。

以国电恩施水电为例。自今年3月起，国电恩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相继转让了湖北宣恩洞坪水电有限责任公司20%股权、国电(恩施市)汇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以及国电广润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根据企业财务报告显示，上述企业在转让前均为亏损状态。其中，截至2月底：宣恩洞坪水电亏损34万，国电广润水电亏损322万，国电(恩施市)汇能净利润为0。

事实上，除国电外，不少央企也在转让水电不良资产。

最先引起关注的是今年2月份中广核大规模转让12个水电资产包。据悉，此次转让大批水电项目，是中广核响应国资委的要求，撤出水电行业，重点布局主业核电。

与此同时，华能也陆续在今年1月、3月、6月间相继挂牌转让旗下文县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盐津关河水电有限公司51%股权以及呼伦贝尔扎罗木得水利水电有限公司28%股权。

而五大发电的大唐与华电，转让水电资产项目则相对较少，分别是大唐襄阳水电有限公司51%股权和理塘县河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5.5%股权。


“剥离水电符合央企自身发展的需求。尤其是西南地区电价非常便宜，在丰水期水电甚至处于过剩状态，不少水电站一开机就会入不敷出，企业盈利困难。”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我国几大发电集团的水电资产在管理上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囿于水电比较分散、管理成本高、规模效应比不上火电大机组，有时效益确实不理想。”国资问题研究专家祝波善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水电资产转让项目，除中广核转让部分企业呈现盈利状态外，华能、大唐、国电、华电等企业所转让的水电资产均处于亏损状态。

对此，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近两年，弃水现象比较严重，一些水电站业绩拖累较大，短期脱离等于少增加些负资产。把盈利不好的资产剥离出去，本质就是提质增效，与政策呼应。”

谁来接盘?

6月21日，转让底价为1200万元的“黑龙江金湾水利水电开发建设有限公司100%股权”挂牌信息再次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披露。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约一个月前，该项目的转让底价仍高达1.5亿元，而两个月前这一价格是1.67亿元。

这也意味着，经过两个月的价格微调，该项目的转让底价已呈断崖式下降。

相关资料显示：早在2015年，国电已经做出挂牌转让黑龙江金湾水利的决定。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2015年8月份的一份公告，当时黑龙江金湾水利已与三间房电站、庆丰电站等水电站承建主体一起被列入重点水电处置项目。

时隔两年，黑龙江金湾水利仍未找到下家，此次超低价“甩卖”的缘由不言而喻。

无独有偶。4月11日，大唐集团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大唐襄阳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襄阳)的全部股份。资料显示：除大唐河南持有大唐襄阳51%的股份外，湖北汉江现代水利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北汉江王甫洲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该项目25%和24%的股份。

据悉，大唐襄阳成立于2007年底，旗下运营的新集水电站项目在2009年便开始进行前期施工准备。如今近十年过去，项目建设仍处于遥遥无期的状态。

对于大唐推出大唐襄阳水电的原因，襄阳市发改委相关人士回应称：大唐方面退出大唐襄阳的原因之一，是投资28亿元的新集水电站收益低，导致其建设意向度不高。最后经协商，大唐拟将公司股份出售。

“电力央企前几年跑马圈水，都希望尽快在水电开发中占得先机，提升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占比，但不可避免的圈下了很多僵尸资产，以至于现在不得不尽早剥离。”国联证券电力分析师王强(化名)对记者说。

然而，即便“僵尸企业”在交易所挂了牌，能不能成功转让出去却仍是未知数。

3月16日，陕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与国电陕西水电开发公司就国电丹江水电公司股权转让进行签约。

资产状况不佳的国电丹江水电终于在挂牌两年后“易主”了!

国电丹江水电成立于2009年9月，公司注册地为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莲花台村，注册资本11581.6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水电资源开发、水力发电、库区养殖等。

长期以来，国电丹江水电负债严重。财报显示，2014年度国电丹江水电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0元，负债总计36840.24万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国电丹江水电净利润亏损5107.02万元，负债总计48620.66万元。

“陕西水务集团作为地方国企，有财力有能力接收丹江水电，更有机会盘活这些不良资产。”王强分析，“目前央企出手的水电站，还是有出路的。有些会被其他央企(例如以水电为主业的三峡)看上，有些会被地方国企看上，有些被大型民企看上。”

事实上，虽然亏损水电企业股权转让成交困难，但具有明显优势的水电企业似乎并不愁“嫁”。

“目前包括华能、大唐等在内的电力巨头均有计划在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积极洽购水电项目，只要水资源条件好、装机容量较大，价格合适，还是极有可能成功找到接盘方。”上述知情人士透露，“此外，不少产业基金也准备介入水电项目，像UBS全球基金建设基金、鼎晖投资等。”

水电降温?

发电央企频频剥离不良水电资产，难道水电真的降了温?

当前能在中国水电行业开发拥有一席之地的，大多是拥有大型流域主导开发权的央企。具体来看，实力最为雄厚的水电企业是拥有多座巨型水电站的三峡，其次是拥有乌江、金沙江中游、上游，以及怒江潜在开发权的华电。拥有红水河流域开发权的大唐排名第三，国电投、华能、国投、国电则分列4、5、6、7位，它们分别在黄河上游、澜沧江、雅砻江以及大渡河占据主导地位。

水电在中国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总装机容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000万千瓦，跃增至2016年末的3.32亿千瓦，占全球水电装机容量的1/4。然而，中国水电装机的增量开发逐渐收尾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年初发布的《2016-2017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指出：水电投资同比下降22.4%，已连续四年下降。

“基于当前电力行业产能富余的现实，水电行业受到了较大冲击，大部分水电企业都处于亏损和盈利的边缘，水电行业开发积极性将持续低迷。”张博庭说，“由于电力市场的剧烈变化，不仅水电的上网量没有保障，原来政府承诺的电价，在很多情况下也失去了作用。好在这些水电开发企业大都是国有企业，暂时还不会因为一时的经营困难，就放弃社会责任。但如果这种入不敷出的问题长期不解决，甚至一些水电企业在电力市场化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那么，我国利用水电开发所实现的水资源功能将无法保障。”

201年国家先后出台《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国能新能[2016]54号)、《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150号)等文件，虽然水电上网电价远低于风电、光伏电价，但上述文件均未包含水电。

“水电的良性发展关系到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是我国完成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目标的重要基石。”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10.440,0.00,0.00%)总工程师彭才德说，“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消纳市场疲软，装机阶段性过剩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本应进入市场‘收获期’的水电却遭遇‘弃水’寒冬。”

电力供给过剩不但出现了弃水的尴尬，甚至引发了企业的丢卒保车。在水电装机迅速增长和用电增速持续低迷的双重压力下，很多水电大省陷入水电消纳困境，连续多年“弃水”，导致企业蒙受严重亏损。自2017年以来，各大央企更是频频“甩卖”旗下水电资产，自我“瘦身”。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推进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是2017年央企改革的举措之一。国有企业要加强成本管理，推进资本运作和资产运营，提高经营质量与效益等。分析人士指出，国有企业对无效资产进行处置是发电企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

“要看到，国家层面缺乏统一协调、各自为政，对水电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支持不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分析，“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发现不仅仅需要市场机制，也需要在摸索中培育出成熟理性的市场主体。这都需要时间，以及在改革过程中不断试错。”